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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um历史文化解读与中文名 　　摘要：opium一词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影响，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翻译并解读 opium对于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opium”这一论述，对于中国崛起背景下，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鸦片，术语，翻译，文化语义 　　中图分类号：N04；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3-0034-03 　　1.“opium”的历史文化语义 　　马克思于1844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opium）。” [1]这一著名论断被简化为“宗教是精神鸦片”，长期以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由于历史上两次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以及“鸦片”作为毒品广为人知，在近现代社会，“鸦片”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几乎就是“罪恶毒品”的代名词。加之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这个著名论断前后文语境理解不够全面，进而存在很多误解，多数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opium”就等于说“宗教是罪恶毒品”。这一认识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影响甚为巨大而深远。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逐渐认识到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这一论断，希求突破长期以来束缚宗教发展的禁区。 　　20世纪70年代末，围绕着马克思“宗教鸦片论”爆发了一场影响深广的宗教哲学论争。因这场论争肇始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宗教学会罗竹风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继安、吕大吉等人，故被称作“南北战争”。也有人根据中国近代历史上曾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而将这场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大论战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2] 。 　　在这场论争之后，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学术讨论还在继续。其主流观点是在充分肯定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断基础上，认为该论断揭示了宗教最根本属性，科学阐明了宗教本质和社会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界观的基石；同时，也强调要遵循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宗教本质。 　　马克思“宗教鸦片论”成为无法避绕的一个命题。时至2011年6月，很多学者还在呼吁宗教要“脱敏”，因为“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灵性资源和精神表述，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其代表性意蕴和核心地位。宗教在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仍处于边缘，人们对文化是否应涵括宗教内容也慎之又慎、极为敏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人们在经济上‘脱贫’、文化上‘脱愚’和精神上‘脱敏’的过程。如果宗教不能达到真正‘脱敏’，中国社会的和谐构建则很难完成”[3] 。 　　2.历史文化差异与opium的解读与翻译 　　认识马克思“宗教是opium”论的关键点在于应充分考虑到opium因不同时代背景与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不同解读。 　　首先，文化的时代差异导致了opium的不同解读。关于这点，最早也有学者指出：“就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来说，鸦片是药用的镇痛剂，医生对病人没有真正有效的疗法时，便以鸦片来缓解病人的痛苦。1985年5—6月间，美国科学哲学家罗伯特·S.科恩教授来华讲学时，也涉及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在马克思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鸦片是一种贵重的止痛药，穷人用不起，穷人有苦痛就转向宗教，寻求解脱。这同后来视鸦片为毒品有一个时代的差距。”[4] 　　类似opium的如warfarin，汉语音译为“华法林”，适用于防治血栓栓塞性疾病或作为心肌梗死的辅助用药。但很少有人知道， warfarin早期为抗凝血型杀鼠剂，曾在全世界广泛使用，俗称“灭鼠灵”，其作用方式是进入鼠体后表现抗凝血作用，使鼠体内出血而致死。现在也没有人会认为其为“老鼠药”而加以舍弃。 　　其次，文化的民族差异，也导致了对opium解读的巨大差异。opium最初在明朝曾作为珍贵药物被列为藩属“贡品”，清初逐渐传至民间。因其易吸食上瘾，1729年雍正皇帝明令禁止，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19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最终导致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上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沉沦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痛苦深渊。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鸦片”一词基本等同于“罪恶的毒品”，反而很少关注其作为“镇痛剂”的客观语义。 　　《现代汉语词典》[5]也认识到这一差别：opium，作为毒品时译为“鸦片”，作为镇痛剂时译为意义相对较为中性的“阿片”。 　　阿片：从尚未成熟的罂粟果里取出的乳状液体，干燥后变成淡黄色或棕色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