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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工资法经济学分析 　　发票工资作为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经济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传统法学分析存在着合法与否的两难尴尬。但通过运用法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初始形式发票工资存在一定的经济合理性，法律可以加以保留与保护，但是进化形式发票工资却应当加以规制。实质上，发票工资规制是避税收益在雇员、雇主和政府三者之间高效率分配的问题，即节税收益产权问题。细致考察发票工资产生的经济和制度原因，可以从会计法、劳动法、税法三方面采取充分有效措施进行规制。 　　年关岁末之际，发票工资显现，众人各抒己见，舆论冷热不一。对企业言，可以增加成本费用的方式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对职工言，虽可从账面上降低货币性工薪收入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但隐藏法律风险，更损害长远利益。对政府言，因为避税财政收入减少。发票工资固然缺失诚信，间接后果严重，但是“发票奴”也说明人们对目前税制乃至整个分配制度的不满。在当前中国高物价、高生活成本时代，个税让人们收入在微薄基础上进一步缩水，个人以此避税也属无奈。对此，税收筹划认为是合法避税，税政当局认为是违法行为，而法学研究似也未曾以此为题深入拓展。 　　一、发票与工资的认识 　　实则“发票工资”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是在当下中国，问题严重性更加凸显而已。众所周知，没有工资作为等价物，劳动力商品的等价交换不会发生，但没有发票，普通商品交易仍会发生，即工资是市场交换必要条件，而发票根本就不是交易条件。因为其不具备商品的价值属性。由此推知，发票无法作为等价物与工资发生等价交换。但发票工资的盛行又与此结论明显矛盾。恐怕此间矛盾解决，当从发票与工资的各自认识开始。 　　中国发票史研究表明，发票源自上古炎黄的“书契”。明清时代商人通过对书契等传统交易书证内容与形式的扬弃，创设发票这一精简契约，作为市场交易的可靠见证物。因为通过开具发票，卖方极大节省了每次交易都订立完备合同的成本，极大扩展了商业活动的范围，能获得与更多买方进行市场交易的机会，所以发票能够减少外部交易费用，是社会经济效率改善。发票还带来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雇员代理企业与外部进行交易，管理者可以通过发票实现成本几乎为零的交易确认。确认后再进行会计核算，便利地进行财务信息收集、处理和报告，使得财务信息成本降低，而财务会计正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产物。 　　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转换形式。在劳动力商品交易中，工资应当在消费劳动力后无条件及时足额支付的。它一方面形成雇员个人收入，另一方面构成雇主的成本费用。财务上发放工资通常不需要雇员交付领取凭证，只需要在自制工资表上签字确认即可。签字确认后的工资表可以证明雇主发生人力成本费用支出。此时工资表与外来发票等效，即都是证明雇主成本费用发生的可靠证据。 　　二、发票工资的秘密 　　发票工资因避税而产生。在雇员看来，发票工资是指以发票为凭据报账以冲抵工资、奖金，实现个税合法节减。其关键在于保证个人消费水平提高前提下，与雇主协议改变工资支付方式，从形式上降低个人应税所得。在雇主看来，发票工资初始形式是指工资福利化与非货币性福利支出替代，即雇主为雇员发生的部分非货币性福利采取雇员自行采购、雇主限额报销模式。旧《企业所得税法》计税工资法律制度下，除计税工资外，雇主几乎不会发生任何额外增加人力成本费用的行为。在税政当局看来，这种无条件支付的非货币性福利支出替代，与工资福利化经济上等效，应当认为是符合立法原意的行为。正基于此，税收筹划认为发票工资是合理避税。 　　从企业看，有种由初始形式进化而成的发票工资，即企业以货币形式有条件支付的工资，或者是企业以工资作担保而要求雇员搜罗证明企业其它成本费用支出原始凭证的行为，包括真实的和虚拟的成本费用。从政府税政当局看，所谓违法行为，大抵所指就是违背立法原意的发票工资。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合理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这实质上是政府牺牲部分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收益为企业创设了一个激励机制，目的在于激励企业用增加雇员收益方式来增加企业所得税人力成本费用扣除项目金额。但这项法律制度并没有让企业这个理性经济人按照法律的预期理性来行事。企业追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财务管理上来说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它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合理工资薪金”制度来进行企业所得税避税以获取最大收益，而不是真正地改善雇员待遇。 　　避税的首选方式一般是税基式避税。因为发票能够从账面上合法地增加成本费用支出以缩小税基，当然是能够越多越好。这就形成了一种对发票的强大需求。为了能够获取到足够金额与适当种类等的发票，企业最便宜的办法就是发票工资，因为这几乎是毫无成本甚至还可以是负成本的办法。一个简单解释是，若雇员能够获取到的工资足够高，但是由于不能够交付足够金额与适当种类等的发票，雇员就只能够拿到与所提交发票金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