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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国外城镇化典型模式 　　发达国家城镇化先是经历了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大都市的发展过程，最终由于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而导致一系列弊端和问题，出现了城市郊区化的现象，因此小城镇建设引起更多关注。德国的乡村改造和土地整理、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我国台湾地区的城乡协调的城镇化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德国的乡村改造和土地整理 　　德国，在一战前基本上完成了城镇化进程，复制了英国的城镇化之路。尤其是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德国消除了城镇化的许多障碍，东德并入西德以后，德国为使全区域生活水准平等，设立了团结税，每年有5000亿欧元对原东德地区投资，修建高速公路等大量基础设施，缩小东西部的差距。 　　通过一系列统一经济法规政策措施的调控引导，大城市发展迅速，一战前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二战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德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城镇化之路，城镇化率甚至接近90%。一方面，德国的城市分布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因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另一方面，德国城市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则，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 　　德国传统乡村在向工商城镇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工商城镇周边的农业和森林用地性质不变，大都市区域内的郊区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德国城镇化建设十分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其城镇规划不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而且对于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坚持长远性原则，避免重复建设，并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对今后需要重建、扩建的项目也纳入规划的考虑之中。德国城市规划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制订过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民参与，表现在“地方政府+专家+公众参与”的“三结合”上。并且注重特色产业支撑。比如，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贸易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 　　德国在城镇化建设中注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培育城市和谐稳定的内在动力。统一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镇化降低了门槛，社会上没有明显的农民工、城乡差别，可以说农民享有一切城市居民的权利。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比较快、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先进理念与管理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 　　据《光明日报》的报道，韩国国土海洋部统计显示，2011年韩国城镇化率高达91.1%，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城镇化进程中，韩国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 　　韩国城镇化一开始与工业化无关，主要是战争破坏和依赖美国援助进口粮食，导致韩国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镇谋生。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农民大量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首尔、仁川等城市人口迅猛膨胀。农业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弃地入城，但是农村却不会消失。 　　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农村运动”，用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开发的模式，发动农民建设家乡。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民整体脱贫，城乡差距迅速缩小。在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基础上，韩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先是实行以城市为中心，以集聚效益为目的的经济区域综合开发战略，带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就业。后来，大城市人口又向周边小城镇分散，形成了多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对于中小城市，韩国大力改善道路、水电、供暖等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医院、学校、银行、剧场等公共设施，让最具容纳能力的中小城市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核心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并举，方略不同，较好地解决了大量农民进城和城市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 　　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过度集聚发展。集中型转移方式使其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使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出现了交通拥台湾地区的城乡协调的城镇化模式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失业剧增等突出问题。2012年，韩国在中部地区正式成立了具有履行行政首都职能的世宗特别市，总理府、企划财政部等政府部门陆续迁入，目的是缓解首都圈的过度拥挤，拉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台湾地区的城乡协调的城镇化模式 　　我国台湾地区，上世纪50年代开始，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城乡发展互促共进，城市规模和数量适度，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同步上升，走出了一条同步协调的城镇化之路。台湾地区大中小城市在功能上呈层级模式，有效缓解和消除城乡对立，克服了“大城市病”，成为城镇化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 　　台湾地区的城镇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突破了70%，目前更是高达80%。短短60年，台湾城市人口数量与城市数目都增长了近10倍，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了54个百分点，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才完成的城市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