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一个亟需关怀过程.docVIP

终,一个亟需关怀过程 　　著名精神医学与死亡学家伊莉莎白·罗斯在《死亡与临终》中说：“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就是说，更加孤独、机械化及非人化……死亡的过程变得孤立而缺乏人情味，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运出，匆匆忙忙送到医院。”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对10713个临终者的病例（其中74%的人是被其他医院医生确诊为不可逆转的病人）进行分析后发现，93%的病人存活期为9-10个月，7%的病人超过10个月。平均临终期的存活日为280天，接近10个月。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人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需要在母亲的子宫内孕育近10个月。而人最终离开这个世界，平均也需要经历近10个月的过程。围产期的婴儿，承载着父母的希望，多能获得精心的呵护。可是，围终期的病人，能得到全面关怀的，能有多少呢？ 　　临终是一个过程，亟需深度的关怀，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那些难以自主的死亡 　　在现代社会，急救技术获得充分发展。这项技术本来用于对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比如触电者或车祸昏迷者。然而，它也被广泛用在一些毫无希望康复的临终者身上。他们终日躺在病房内，靠着心肺复苏仪，插上各种管，在长期毫无质量的生存中，拖延着死亡的过程，更承受着这些仪器带来的种种痛苦。 　　案例一： 　　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最后的六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巴金晚年病重时曾提出要求，希望能让自己保持最后的尊严，不要在自己的身上插那么多管子，浪费那么多贵重药品，让自己在平静安详中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先是被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先生不得不强打精神，说“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他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心跳变慢，医生判定他已经进入弥留。这次，巴金的家属坚决要求放弃抢救，最终得到同意。 　　案例二： 　　2005年春天，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选择曾经惊动了白宫、参众两院、最高法院以及成千上万的民众。在1990年特丽心脏病发、成??植物人八年之后，她的丈夫向法院申请，拔去特丽的生命之管，让她自然死去。特丽的父母坚决反对，认为女儿有维持生的权利。接下来七年当中，特丽的进食管拔了又插、插了又拔。支持父母的强烈民意，与支持丈夫的司法判决，导致冲突不断升级，激烈的举动也时有发生。甚至在民意压力之下，白宫和参众两院都罕见地介入此事，倾向于让特丽活下去。最终，最高法院在巨大压力之下，不惜以拘捕多名冲入医院的支持者为代价，判决拔掉特丽的生命之管。法院终审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丈夫、医生和一些朋友证明，特丽在生前清醒之时，有过“尊严死”的愿望。 　　案例三： 　　2010年1月10日，韩国一位78岁的老太太在摘除人工呼吸机201天后去世。这位老太太于2008年2月接受肺癌检查时，因出血过多导致脑损伤，成为植物人；其子女要求医院摘除人工呼吸机，允许母亲“有尊严地死亡”。在遭到医院拒绝后，他们提起诉讼。首尔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大法院先后判定医院摘除人工呼吸机，方才有上述结果。 　　那种难以言说的痛苦 　　靠急救技术强行挽留本该失去的生命，给临终者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美国缓和疗法的创始人之一黛安·梅耶在西奈山医院工作，曾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 　　十多年前的一天，梅耶走进一个病房，看见一位病人的手脚都被捆在病床上，却仍拼命挣扎，想拔掉喂食管。梅耶吓坏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该病人6个多月前来过西奈山医院，当时诊断出患有肺癌，且已经转移到脑部。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化疗和放疗，他都拒绝了。因为他的妻子也死于肺癌，他不想把妻子所受的折磨再经历一遍。医生只得同意他回家，由他的3个儿子看护。 　　后来，这个病人脑部肿瘤发作，又被送进西奈山医院。医生开始给他服用抗癫痫药和治癌的药物。此时，他已经深受精神错乱的折磨，只有偶尔的清醒时刻，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清晰地表述拒绝治疗的想法。由于他吞咽困难，医生决定给他插入喂食管。这根管子要从鼻子插入，通过喉咙进入胃部。体内有这么一根管子，自然很难受，他不断将它拔出。医生捆住了他的手，他就用膝盖拔，医生捆住了他的脚，他不知用什么方法，还是17次拔掉了管子。 　　梅耶问负责护理这个病人的实习医生：“既然他这么明白地表示不想要喂食管，为什么你们还要不断插进去呢？”实习医生说：“因为要是我们不这样做，他就会死。” 　　梅耶说，那一刻对她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刹那间，她明白了，必须将医学引导回它最初的目标上去—治疗和减轻病痛。为此，她创立缓和疗法。在梅耶等专家的推动下，美国400家大学教学医院中，已有一半设立了缓和疗法专家组，专门向医生提供建议（比如给病人开抗焦虑药物，拔掉喂食管，给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