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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申报》与上海民众心理变迁的互动 　　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及日记、书信等为人们留下了诸多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录,以报章为主体的公共舆论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形象建构,并在时人的日记、书信等私人记述中有所回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报章与民众心理的互动,在此互动之中,我们既能看到报章所构建的辛亥革命的形象对民众产生的同步影响,也可见民众阈于固有的思想观念而对于报章舆论反应的非同步性,抑或从生活经验出发,与远离自己生活感受的报章舆论导向产生疏离。本文以《申报》为样本,拟分析从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至 1912年 3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前后该报与上海民众心理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惊疑:民众恐慌反应与维持市面、趋向革命的舆论导向 　　当武昌起义消息传至沪上,报馆不敢确信,因刚有访员将拿获武昌革命党人并向朝廷请功的消息电传上海,经多方查证,沪上报纸才于 12日刊出消息,事发突然,自然引发民众惊疑失措。 　　民众惊疑现象表现之一:消息不明,民众不知所措。如前所言,武昌起义发生于 1911年 10月 10日,除少数官场消息灵通人士,一般百姓是从10月12日的各大报纸上得知消息的。连上海的革命党人也只能从报纸的新闻中了解武汉战局。时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回忆:“武汉军息,只可求之于报纸,虽党人亦与常人无异。”①但各大报纸因各自立场和消息来源不同,所发布的新闻往往大相径庭。当时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的吴宓就说:上海与北京的报纸报道战况往往相反,“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未闻知”。②所以此时的上海,报馆是民众的瞩目之地,“每天恒有数十百人围裹不散”,“盖欲得一确实之消息,以稍慰其恐慌也”。③民心不稳导致市场不稳,大批商民蜂拥至各大银行、钱庄、票号提取现银,使久已萧条的市面雪上加霜。 　　民众惊疑现象表现之二:掀起挤兑风潮,市面银根吃紧。10月 16日《申报》报道:“此次鄂乱起后,市上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各种商业顿形疲滞,市面银根因之骤紧。”而经过一年前橡皮股票风潮摧折的上海金融业再遭打击,现银短缺,市面吃紧。民众迫不及待以手中钞票、存单兑换和提取现银,银行、钱庄难以招架,这对于以商贸立市的上海不啻致命一击。所以明眼人看得清楚“今日之最宜注意而安靖地方者,莫如维持经济界”。 　　①因而媒体竭力安抚民众,称无须迁移,亦不必加入挤兑狂潮。 　　基于上述“惊疑”状况,《申报》力劝商人不必恐慌,称“军事上可营之商业甚多”,且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民众逃至上海,其中不乏富商大贾,一定可以为上海带来商机和财富。②并登载官方安定民心的告示,但当局“唯出此三四安慰人民之告示而无切实之办法”。③上海商人曾商请两江总督向外务部转达,可否与各国驻京公使商量暂缓各项赔款,以赔款之银充实市面。 　　④但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因为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的中国海关“严守中立”,截留了关税。想依靠清政府维持市面已不可能。既然“政府之力量,自顾不暇”,人民只能自谋出路,《申报》等报纸适逢其会,发挥了引导作用,塑造了民众对于革命的想象,引导惊疑不定的民众趋向革命。 　　正因为依赖清政府维持市面的希望破灭,《申报》转而注重宣传革命党人和革命军的积极形象。素称稳重的《申报》一向不愿触怒朝廷,但在武昌起义后,态度急转。10月 12日,在发布武昌起义消息当日,便称革命党人“不畏杀戮,不惧艰难,勇往任事则固中国难得之少年”。 　　⑤13日指出“其事为革命党举事以来最为成功之事”。⑥17日将革命军与政府比较,称赞“革命军之布置可谓周密,而有见信天下之能力,天下之人无一非议之者”,“若政府之举动适与之相反”。 　　⑦上述评论不但树立了革命军的正义形象,而且向读者传达了政府不可恃,革命成功在望的信息。 　　由于报章宣传以至于一般知识阶层普遍看好革命党。政治立场极为温和的吴宓在日记中称:“据报章揭,则革党在鄂设施制度,一切迥有规模,气象蒸蒸,方兴未艾。而政府则萎遢,一无所为。将来事局如何,实未可以预卜也。” 　　⑧时在苏州读书的叶圣陶也是通过报纸了解革命进展,他于 10月 15日“急租报纸阅之”,“党人檄文亦已载出,纪律严明,深合乎文明进军之举”。⑨等报、读报成了叶圣陶及其同学的每日功课。 　　事实上,《申报》与民众之间存在一个双向互动的建构过程,民众不仅被《申报》引导,其心理偏好也在影响舆论导向。当代着名英国媒体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提出的“霍尔模式”认为:关于社会形象和历史记忆的建构,并不是主体 -客体的单向传播,而是在信息发出源 -媒介 -受众三个层面之间多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在每个关系层面,都有进一步的想象性建构关系,亦称“编码 -解码”过程。 　　记者、编辑在剪裁新闻、书写评论的“编码”过程中亦存在基于自身理解的“解码”,而读者在阅读“解码”的过程中亦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