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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书生为什么还有幸福感？ ——读何兆武《上学记》 　　在很多读书人的书架上，都陈列着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声名赫赫的西方经典。这些嘉惠士林的文字，让多少软骨的读书人添了几许钙质！饮水思源，其译者，就是已经八十五岁的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老先生。 　　最近，何先生口述自传的前半部《上学记》，让嗜读现代文史的读者爱不释手，欣然会心。素以译书传经为大业的人，其思想与情感多曲折寄寓于译著中，而视自身的写作为余事。能看到何先生的自传——而且是本色鲜活的口述体，当然是今天读书人的一大快事。像许多学人自传一样，《上学记》记有先生读书的经历，记有闻一多、吴晗、冯友兰、金岳霖等旧年师友，也记有他对史学专业的理解。但稍有不同而大有异趣的是，在这本学人自传中，“幸福”成了一个屡次提及的关键词。何先生多次谈及一介书生对幸福的理解，谈及他上学的时代“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他曾经与后来成为数理逻辑世界权威的同学王浩正儿八经地讨论“什么是幸福”，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们以为“简单的信仰不能等同于幸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而不是简单的信仰”；他甚至想写一本《幸福论》，阐述一下“人的愿望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欲望的满足”。有时，何先生对幸福的琢磨甚至到了让人笑其迂哉的地步。抗战中，他从岳阳老家去长沙，坐火车只需两小时，结果上不了车，只能逆水行舟。深秋时节，坐着古老的帆船，欣赏一路风景，何先生不禁联想到“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得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到底应该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者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幸福，这一平民百姓念兹在兹的东西，多次出现在何先生的口中，让习惯了听学院派史学者谈玄说理的读者备感亲切温润。著名学者葛兆光为这位前辈的自传写序，就精当地概括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与幸福”。自传的整理者文靖，在后记中也说：“何先生那辈人是不幸的，然而战乱、混乱、错乱之下，他却可以活得很释然，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 　　在由衷地感叹何先生笔下那些近于“上古三代”旧事的同时，我常常想：何先生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大半生，万方多难，生民多艰，而那个时代的书生内心为什么还有如此丰盈的幸福感？ 　　幸福的基石恐怕是自由。对于读书人来说非常简单，首要就是读书与问学的自由。何先生小时候就习惯“无故乱翻书”。到晚年，他更是感悟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后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何先生说自己国学根底非常差，但他中小学所读，除了四大名著一类，文学有《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译书有梁启超的书、严译《天演论》、林纾《说部丛书》，野史如《清稗类钞》，艺术如丰子恺《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还有“开阔眼界与思路”的科学著作《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入大学，他更是无所不窥，如《国史大纲》、《金瓶梅》，勃朗宁与济慈的诗、《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新理学》、《中国哲学史》、金岳霖《逻辑》、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有一阵子想学音乐，他甚至借抄过《世界名歌选粹》等。有过这种五谷杂粮垫底的人，体质还会差到哪里去！何先生读的大学，是迄今为止仍属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就因为那几年生活的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教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学生呢，“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可以不去”，因此有了逃课、凑学分和趴到窗外聆听的美好记忆。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睡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在这所今天已经几乎被传奇化了的大学里，何先生读过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自由转系的制度，让他来去自由。在那个时代，真正为学术而学术，让人毫不觉得矫情，而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