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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意义及其反思 　　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而每当工业革命来临的时候，人们总会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到来。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沿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前进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回顾整个20世纪，既是人类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人类饱受磨难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人们见证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应用带来的危害：电力的发明，给世界带来了光明，但它的帝国主义应用却使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生活在黑暗之中；电话和汽车、飞机等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也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同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出现了畸形发展，煤炭和石油等新能源的出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支撑，但人们对它的过度开发，却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而对它的不合理使用更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污秽的空气、嘈杂的噪音、可怕的阴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网，既无法逃脱，又无力改变，演绎出无限的感伤，不禁使人想起周星驰电影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地球太危险了，还是回火星去吧！”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曾经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美好梦想，在这一刻破碎了：现代性已不再是一张可供人安睡的床。 　　面对这些情形，有些人选择了逃避，开始怀念过去那种鸟语花香式的田园生活，企图以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诗性之思”或“象征交换”，来对抗这个浑浊的世界和资本的霸权，以此来获得一点心灵的宁静（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而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麻痹和盲目的批判，试图用一种疯癫式的解构话语来融化现实的一切，这种口头上的激进主义与现实中的保守主义共生共存，纵使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现实却依然如此，没有丝毫的改变（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还有一些人则勇敢地直面问题，试图通过对现实本身的科学解剖，来深层挖掘这一问题产生的内在根源，并由此出发，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之路。单纯从相似性来看，里夫金似乎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他在《第三???工业革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问题，罪魁祸首就是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能源机制。在里夫金看来，“能源机制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首先，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建立在以煤炭、石油等为代表的“精英能源”之上的，与它相伴随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以及为了争夺这些能源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自然不再是令人敬畏的母亲，而是转变为一种可供开发和剥削的对象：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自然的内部平衡被打破，引发了无情的自然灾难；另一方面，煤炭、石油等大规模的使用，又引发了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再次，这种能源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逻辑。既然这些能源都是有限的，那么，如何利用最少的能源，取得最大化的收益，就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原则。最后，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必然演变为一种相互利用、相互欺诈的货币关系。 　　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里夫金认为，当前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气候危机的爆发，清晰预示了以煤炭和石油等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站在这样一个“黄昏时期”，重新反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利与弊，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已成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也是在此背景下，里夫金抛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噱头，力图从能源和信息技术革命入手，建构一种全新的“后碳式”的经济模式。在里夫金看来，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指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革命转向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绿色革命，它包括五个支柱：（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将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收集可再生能源；（3）氢存储技术的使用；（4）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共享；（5）运输工具的可再生能源化。（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综观这五个支柱，其中最为核心的则是“网络通信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融合。由于这些能源都是可再生的，因此，传统的政治体制、自然理念、商业模式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可再生能源和网络技术的结合，打破了稀有能源背后的权力结构，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和全球治理模式。在这里，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新能源的生产者和收集者，而网络通信技术则实现了这些能源的联网，打破了以往的权力封闭空间，实现了资源和能源的共享，这催生的必然是一种扁平化的、民主的、共享式的合作机制，这与前面两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是格格不入的。在这里，国家职能也将逐渐趋于萎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