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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正义之战 　　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 　　精挑细选想要有某种小孩的想法有错吗？ 　　几年前，一对伴侣（女同性恋者）决定拥有一个孩子，由于两人都失聪，并以此为傲，所以她们决定这个孩子最好也是聋人。莎伦·杜谢诺和坎迪·麦卡洛跟其他以聋哑自豪的团体成员一样，认为耳聋是一种文化认同，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耳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杜谢诺说，“身为聋人，我们觉得自己很完整，我们想要跟我们的孩子分享聋人团体美妙的一面—归属感及联结性。” 　　两人期望怀一个失聪的孩子，因此找到一个家族五代都有聋人的精子捐赠者，后来果然成功了，她们的孩子—高文，天生失聪。 　　在《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故事后，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谴责声，这对初为人母的伴侣大感惊讶，而绝大多数的责难，集中于指控她们蓄意将残疾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为了进行讨论，我们先假设耳聋不是残疾，而是一个出众的特质，那么父母精挑细选想要有某种小孩的想法还有错吗？或者，是否人们向来都是用选择配偶的方式在挑选小孩，只是最近使用了新的生殖技术？ 　　在这场聋儿争议爆发不久前，有一则广告出现在《哈佛日报》和其他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报纸上。一对不孕的夫妻在寻求卵子捐赠者，但不是任何捐赠者都可以，她必须是5英尺10英寸（177.8厘米）高的运动健将，没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学入学时的学术能力测验成绩总和在1400分或以上。符合条件的捐赠者，可获得5万美元的报酬。也许提供赏金的父母，只是想要一个跟自己相像的孩子；又或许他们希望完成一笔物超所值的交易，试图得到一个比他们更高或更聪明的孩子。这个案例没有像那对想要一个耳聋孩子的双亲一样引起公愤。然而那个广告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萦绕不去的道德疑虑。就算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父母订制具备某些遗传特质的孩子，此种举动是否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呢？ 　　有人会辩称，试图怀一个失聪的孩子，或一个将来进大学时学术能力测验会考高分的孩子，就像自然生产一样，有个关键的着眼点—无论这些父母如何极力增加概率，还是不能保证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两种尝试皆如玩基因遗传乐透彩一般，受制于难以预测的变化。这种辩称同时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让这件事的道德影响变得如此不同？假使生物技术能去除不确定性，让我们可以完美地设计出孩子的遗传特质，结果又会怎样？” 　　满足野心的工具？ 　　它对天赋伦理产生了威胁 　　崇尚天赋的价值观虽然为体育界所轻视，却普遍存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然而，即使在亲子关系这一方面，生物工程和基因改良也对天赋伦理产生了威胁。 　　珍视孩子为上天恩赐的礼物，就是全心接纳孩子的原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设计的物品，或父母意志的产物，抑或满足野心的工具，因父母对孩子的爱并非视孩子恰巧具备的天赋和特质而定。固然，我们选择朋友和配偶，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我们觉得他们有魅力的特质，但我们并不能亲自挑选孩子。孩子的特质不可预知，连最认真负责的父母都不能为生出什么样的孩子负全责，这也是为什么亲子关系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都更能教会我们，神学家威廉·梅（WilliamF. May）所称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 　　梅的使人产生共鸣的短句，描绘了能约束自我的征服欲和掌控欲的美德，并提醒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它帮助我们看清，基因改良最深层的道德疑虑在于它所传达出的对人类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类地位的愿望，而非它对完美的追求。问题不在于父母篡夺了设计出来的孩子的自主权（否则好像孩子也能挑选自己的遗传特质似的），而是在于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的傲慢态度，在于他们想掌控出生奥秘的欲望。就算这些安排没有使父母成为孩子的暴君，但也将破坏亲子关系，并且使父母丧失“对不速之客宽大”这一理念所能培养出的谦逊态度和所能激发出的人类同情心。 　　珍视孩子为恩赐的礼物或祝福，并不意味着在孩子有病痛的时候也无所作为。治疗生病或受伤的孩子，并不是践踏他天生的能力，而是创造条件使得这些能力蓬勃发展。虽然医疗介入了自然状态，但这是为了健康着想，并不代表会无止境地企图控制和支配。实际上，费心地想要治愈疾病，不会对天生禀赋造成普罗米修斯式的侵犯，因为医疗过程受到这样一种原则的规范或指引，即修复和维持健康必需的天生的人体机能。 　　医疗就像体育一样，有其自身的意图和目的，正是这意图和目的指引和规范着实践的方向和方式。 　　当然，怎样算是健康或正常的人类功能还有待商榷，因为这并不只是生物学范畴以内的问题。例如，人们对耳聋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还是一种需要珍视的群体特质和身份认同，就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即使这样，分歧的双方也是基于同一个假设：医疗的目的就是促进健康，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