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案乾隆与群臣角斗.docVIP

叫魂案乾隆与群臣角斗 　　正如孔飞力所言，“‘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这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几乎完全没有了解”。叫魂术是一种体现，可即使到今天，叫魂术何曾断绝？ 　　《叫魂》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的力作，他对1768年发生在乾隆盛世的所谓叫魂妖术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此一“透彻”并不在于他挖掘叫魂风波的内情——这在事实上是无法办到的，而在于他深刻分析了这一案件的制度隐疾。 　　简言之，叫魂妖术是指通过割取人的发辫或衣襟，对其施法，从而将此人的魂从身体上带走，附着在纸人纸马等上面窃取财物，供叫魂者所用。这一年，这个只有笔记小说里才有的传言，从浙江、江苏波及山东、河南，甚至达到直隶，影响渗入满人原住地。 　　乾隆的焦虑 　　孔飞力要还原的并非叫魂妖术的真相，他从历史文献、判案文书以及乾隆朱批中，勾勒了一个接一个的民间故事，并将分析集中在叫魂案所引起的制度反应上，以及乾隆本人的焦虑。严谨的学术才能为本书增添了极大的趣味性。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不可知论所导致的妖术传言，时常隐现于民间社会。何以乾隆皇帝对此大动干戈，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围剿？ 　　动力在于乾隆对满人汉化的深层次恐惧，以及对遭受谋反之逆的深切忧虑。乾隆是要利用叫魂案达到整肃汉人、尤其是整肃江南地区的目的。乾隆当然没有在一开始就点明叫魂案的政治因素，这对他来说也是有利有弊。他在与各省总督机密的通讯系统中，避讳将叫魂命名为政治罪。乾隆既要利用这个案件挽回满人精英入关后的统治质量，又要打压实质上占据满庭的汉文化，隐情多端。 　　在乾隆的驱使下，大半个中国行动起来，捉拿想象中的叫魂妖党。不出所料，无论是游方和尚，还是浪荡乞丐，均成为最大的被怀疑群体。然而，所捕获的嫌犯，能提供的只是相当含糊的证词，屈打成招、反致陷害的比比皆是。乾隆帝掌握全部进程，不舍不弃。 　　制度与皇帝的较劲 　　从结果看，叫魂案未坐实任何一个妖孽。乾隆及其官僚集???似乎是在与恐惧心理战斗，然而在孔飞力看来，乾隆仍旧赢得了一个回合。这就涉及到孔飞力的研究范围，他借此观察官僚制度与乾隆皇帝的冲突，两下使出了基于地位与权力的手段，一较高低。 　　叫魂案就此过渡到制度讨论上。在一个常规的官僚制度下，乾隆帝也不能阻止整个帝国秩序的失控。官僚体制自动产生了对抗或抵消皇帝权力的力量。乾隆以经办不力、奏请滞后为由惩罚了一大批官员，但叫魂案同样隐含着行政权对皇帝权威的挑战。 　　孔飞力提到，官僚集团尽管腐朽，效率低下，但他们在处理乾隆的焦虑时，也利用了制度做掩护。乾隆把叫魂案做成一个“事件”，他利用朱批奏折持续强化这个紧张态势。但官僚集团则试图将叫魂案导入日常轨道，以抱团的集体策略，降低风险。 　　在叫魂案波及最厉害的三个月里，乾隆在廷寄的信息系统中施加了最苛刻的看法，朱批的用词毫不掩饰皇帝的焦躁、毫无修养，对官员冷嘲热讽，异常刻薄。一个被假想敌所控制的皇帝，与一大帮各怀心事暗中自保的高级官僚，被比叫魂术更厉害的权术所围困。 　　有意思的是叫魂案的终结。在几个忠心耿耿、敢于直言的军机大臣的婉言之下，乾隆不得不接受此案无果而终的结局。但是，乾隆投入了巨大的道德威信，所以需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要继续缉拿“主犯”，同时，一份整饬官员的名单出炉了。 　　至此，乾隆皇帝加诸叫魂案的思路无法进行下去。案件的政治定性已然失败，但乾隆又不甘心接受行政定性，只好闭着眼睛，敷衍了事。可以说，乾隆帝试图用叫魂案达到一箭双雕（整肃官场、震慑江南）的用意落空。孔飞力接着又将议题带到深一层。 　　受损分摊 　　这就是1768年的社会态势与民众心理。在孔飞力看来，其时的商品社会与人口繁殖不能同步，前者无法满足后者。大量的人群无法外迁存活，只能向下流动，沦为像僧道、乞丐那样的边缘人群。而因叫魂等谣言存在，这些陌生人受到了严重歧视。 　　要害在于，所谓的盛世徒有其表。整个统治集团所面对的社会，发展为人人互害。这就是所谓“受困扰的社会”或“零和社会”。社会基本问题无法通过改进生产来解决，不得不“对损失进行分摊”。 　　正如孔飞力所言，“‘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这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几乎完全没有了解”。叫魂术是一种体现，可即使到今天，叫魂术何曾断绝？ 　　陌生人受到严酷的指认与治罪，这意味着人际关系萎缩到最圆滑的地步。冤冤相报就此成为“最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叫魂案中大量出现本地人陷害外来人、胥吏陷害无辜、胡乱指认一面之交的人。当各级官员绞尽脑汁对付乾隆朱批时，下层同样在相互攻伐。 　　在本书中，孔飞力区分了叫魂术与巫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