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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庞迪我在西乐东传中贡献 　　【摘 要】为了弥补宗教改革在西方造成的影响，罗马天主教会决定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以挽回损失。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东来，他们带来了包括西洋古琴等各种西洋器物。在庞迪我的悉心指导下，明朝万历皇帝的四位司乐太监掌握了西洋琴的演奏技法，中国皇宫里第一次飘出了西洋音乐。尽管他们在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不大，但他们开启了西方音乐东传的大门，对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耶稣会士；西洋琴；西乐东传 　　为了弥补宗教改革在西方造成的影响，罗马天主教会决定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以挽回损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洋科学技术知识和世界地理知识，而且通过西洋乐器的引入，叩开了西洋音乐东传的大门。在西洋音乐东传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和庞迪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为了遏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罗马天主教掀起了一股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耶稣会的创立成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耶稣会由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在法国巴黎创立。为扩大罗马教会的影响，重新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建立了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组织。在吸收会员时，耶稣会要求会员绝对效忠教皇。此外，耶稣会士不同于以往的修士，他们走出修道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重视通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开办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宗教改革后，加尔文教迅速在荷兰、法国、英国以及北欧诸国传播，为了弥补天主教会遭受的损失，教皇提出了“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进来”的口号，[1]（P97）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到亚洲等地传教，欲以基督文明征服东方。作为西方殖民帝国的先遣队，耶稣会士纷纷前往东方。1541年，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漂洋过海来到广东，开始其传教活动。1552年，沙勿略来到我国广东海外的上川岛，但尚未踏上中国大陆就??身患重病，病逝于岛上。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为了实现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愿望，许多耶稣会士纷至沓来，但都被大明帝国拒之门外。罗明坚于1580年来华，他设法进入广东，成了在中国内地居住的第一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2年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ar Valignano）之命来到澳门，随后进入广东，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中国居住了长达28年之久。他成功地在中国打开了传教大门，在中国招收了一批信徒，其中包括像李之藻、徐光启等士大夫也都皈依了基督教。 　　“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基督教世界已经发生了分裂。不仅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处于生死搏斗之中，即使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是借助军事暴力手段或是采用和平方式借以达到宣教目的的重大分野。在同样力主用和平方式使东方国家和民族基督教化的传教士中，又有主张实施‘适应’策略的和坚持基督教教义‘纯正性’的两类传教士。”[2]（P11）利玛窦是最先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适应”策略。早期传教士的失败使其认识到必须要使自己中国化。首先，他在澳门时就刻苦学习中文，熟读经书，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能用中文进行写作。其次，他接受中国士大夫的建议，脱下僧服，改穿儒服。为了便利传教，他还利用儒家经典来阐释天主教义。例如他指出：“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1]（P102）他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地位不可动摇，于是采取“合儒”、“补儒”的策略。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要在中国传教，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因此，皇帝的态度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就显得至关重要。于是，进入北京，觐见皇帝就成了利玛窦梦寐以求的愿望。 　　2 西洋乐器在明朝皇宫中的演奏 　　1598年9月，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时值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与日本的关系也再次变得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都不敢接待他。11月初，传教士们被迫离开北京。三年后，他再次进京。1601年1月27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监将利玛窦的奏疏呈给神宗皇帝。其奏疏内容如下：“……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3]（P86）早在南京时，许多官员对传教士将要呈献的礼物就十分好奇，都想一睹为快，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对他们的吸引力极大。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耶稣会士特意将礼物陈列，供人瞻仰。几日后，因参观者人满为患，利玛窦不得不停止展示活动。在所有进献的礼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