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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本化道路探索与农村金融模式创新 　　摘要：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正如毕生致力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杜润生先生所言：“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而三农问题的破题正取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借用周其仁先生的话，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一连串事件，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乃至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都与之息息相关。 　　关键词：土地资本化；农村金融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二是土地用途严格管制，仅限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需要履行行政审批手续。当前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并未明确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也就是说产权主体事实上虚置，这就引发了现有的两个难题，一是农村土地的产权明晰化问题，二是如何约束政府权力，让其不与农民争利，逐步退出现有的交易主体身份。毋庸置疑，近现代史上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来变更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方式绝不可取。这样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民众缺乏稳定预期，未免有“自国得之，自国失之”之感。所以当务之急在于明确和加强保护农民已有土地权利 ，通过“土地确权”，让农民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土地流转获取市场化收益。 　　所谓“土地确权”，就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是依照法律、政策的规定确定某一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隶属关系和他项权利的内容。土地确权既是保障农民根本利益的基石，也是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基础。2013年1月31日中央为此专门下发“一号文件”，提出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调查，尽快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在很多基层调研活动中调研人员深入农村，面对面接触群众。在和农户交流的过程中，农户们普遍反映他们现在最缺乏??不是机会，而是资金。数据显示2011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567元，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为3241元，占纯收入比重为49.3%，位列第一；其次是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为2725元，占纯收入比重为41.5%；人均转移性收入为489元；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12元。数据显示农业收入在湖南农村居民收入中占比不高，种粮收入占比更少。岳阳地区种粮收入占农村家庭纯收入比例仅为18.7%，这部分收入显然无法支撑各项消费支出的不断上涨。因此对于农民而言，务农本身已缺乏经济吸引力，特别是在当前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参与市场交换日益增多的经济情势下，青壮年劳动力流入收入较高的行业是一种经济理性选择，大部分农民只是将务农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维持基本口粮的方式。而对于留在家乡从事工商副业的农户和种植大户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匮乏，由于缺乏正规融资渠道，目前农村居民只能依靠亲朋好友之间拆借资金。这种依靠亲友网络的融资方式，受家庭社会资本约束太多，不适合大范围提升农村整体融资水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已经开始探索的土地资本化兴趣很大，非常关心土地确权工作。可以说融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而土地作为普通农民拥有的最大生产资料，如何将其资本化正是破冰的关键。土地资本化是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工作瓶颈“融资难”问题的突破点。 　　中国的土地资本化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本化，其实现方式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其物权特性作为一项资产凭借一定的市场机制变换成交换价值，即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以权证的形式被流转交易，或者在金融机构抵押实现融资，从而为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和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经营提供内生性资本融通渠道。法律层面分析，我国《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这一法律属性，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财产权，可以作为流转对象，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流动。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用专门章节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在立法上确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定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本化的法律基础，拉开了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序幕。但现实中农村土地资本化面临巨大困境，主要壁垒是现行土地流转制度的保守设计。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主要法律规范《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限制规定过于严苛，特别是对于家庭承包土地，大多只能采取转让方式，根本无法达到土地流转的预期效果，农民土地流转热情大大降低，限制了土地规模化经营，整个社会都急切呼唤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 　　吉林省正在实践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就是一种全新的，具有革命创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