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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谈判中社交称谓及语标应用分析 　　【摘要】 在日常言语交际中，话语标记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它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方法，可以保证言语交际能够顺利进行。话语标记在不同的言语交际中有不同的语用功能，本文命题中的商务英语谈判就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的言语交际。本文将社交称谓及语标应用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商务谈判的英语语用实例，讨论了在商务英语谈判中话语标记的各种实用功能，并以此抛砖引玉，请方家指证。 　　【关键词】 商务英语；社交称谓；话语标记；头衔 　　注：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研究课题“网络环境下的高职英语教学方法及评价体系研究”（FYJY/201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1、引言 　　伊恩·梅森在1999年指出，日常交谈中的话语翻译包括基于英语翻译的所有内容。它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译者负责解释全过程的对话并进行相关协调。因为作为一名商务英语的专业翻译人员，必须发挥出类似中介机构的功能作用，配合在整个交谈过程中，让商务谈判得以顺利自然的进行下去。在商务英语谈判中，洽谈的双方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观点，这对翻译人员的口语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避免翻译时因为口语的翻译失误导致谈判双方出现理解错位，本文将以商务谈判作为实例，将商务英语谈判中的社交称谓及语标应用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 　　2、社会称谓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介质，社会称谓不但是语言的体现，也是文化的体现。英国著名的翻译专家苏珊？巴斯内特曾经比喻说语言和文化有效的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心脏。她说：“在心脏手术中，任何一个人不能忽视其他的身体部位对心脏造成的可能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不能脱离文化背景，直接进行语言内容的翻译。”因此，商务英文的翻译过程不仅涉及商务谈判双方的语言，也涉及到商务谈判双方的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名分和人的关系”，而西方的文化观点则是“以人为本，名称可以随意使用”。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也间接导致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称谓系统的结果。??方学者罗杰和等艾伯等人在1960-1961年提出使用“对等式称呼”与“非对等式称呼”两种称呼语，前者是指商务交际双方使用相同的称呼语，这种情况一般基于双方来源于同一个地区或者同一个文化背景，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平等的或非正式的关系。后者是指商务交际双方使用不同的称呼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对等式称呼。由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中国人习惯使用在社会过程中使用“称号+姓”的格式，这个称谓的方式显示了强大的官本倾向，这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象征。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官本思想非常严重的社会国家，而且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其固定的官方身份或者社会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历来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使用一个人的职务，职称进行称呼对方。中国人认为这样称呼对方一方面体现了尊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重视权力关系。所以在中国的社交场合，人们往往被称呼为一个头衔或职位+姓，而不是先生/女士+姓，被称呼的中国人通常认为后者包含了刻意降低自己身份的含义。在中国，只要有一个官方名称，无论大小，无论是高贵与否，基本上它可以单独使用。比如市长，队长，赵总，钱经理，孙领导，李会计师等称呼。一方面使听者识别这种称呼，同时也满足了听者的心理满足感。 　　在社会称谓方面，中国文化中的职位、职业和职称均可以被用来作为一个称呼，如王总监，张老师，李讲师等。但在西方文化的社会称谓中，标题+姓主要用于王室，政治，法律，宗教和其他官员，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偶尔可以用几个学历或职称为称呼，如：博士，教授等。部分职业名称也可以作为称呼，如护士，服务员，和卸货工。在中国，职业的名称通常可以作为直接使用的社会称谓，而在英语中，很少有这样的用法。例如，中国人经常叫对方李经理、海伦主任，而西方英语中很少使用李经理、海伦主任这种称呼。 　　例如，在中西之间的商务谈判中，首先双方需要进行介绍。中国人会这样介绍：“向您介绍有喜爱，这是我们的王经理”。这样的称谓“王经理”在中国是一种大众普遍接受的社会称谓，姓+职位，但这完全是中国式的英语。对于英语为母语的西方来说，王经理只是一个语句，而不是一个称谓，西方人在英语中没有这样的习惯用语。。如果在场的译者采用了经理的称谓进行翻译，将直接导致语用失误。在翻译中，译者应根据中方表达的英语意图，从西方的社会文化方面着手，翻译成“这是王先生”。在社会称谓翻译中，中国人的姓氏前在前，如：王经理。但在英文翻译中却在后，例如：Professor Smith（史密斯教授）。 　　3、商务谈判中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 　　商务谈判的行为过程大部分作用于国际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合作，以协调和改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满足双边交易需求，通过达到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