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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营改增”时代的地方税收收益权法律问题研究-营改增论文 后“营改增”时代的地方税收收益权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逐步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面对当今社会的新形势、新挑战，分税制改革中的许多漏洞正逐渐暴露出来，其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尤其是自2012年我国正式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以来，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其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权缺失和分配制度的混乱。 　　关键词：营改增；收益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财税体制；地方立法权；分配制度；分税制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4）03-0097-04 　　一、研究背景 　　2012年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范围由上海市扩展至北京、天津、福建、浙江、湖北、安徽、广东、江苏等八省市，这标志着以上海市领跑的增值税扩围试点改革获得阶段性成果，“营改增”的步伐将在行业和地域两方面进一步扩大，这实质上也是中央对上海市试点“营改增”取得成效的充分肯定。 　　上海是近年来增值税扩围试点的排头兵，自2011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始，伴随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颁布，“营改增”正式在上海拉开了序幕。 　　据上海市财税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营改增”以来效果良好，一是纳入改革试点范围的企业快速增多，以2012年为例，上海全市共有13.9万户企业纳入试点改革范围，较上一年度末增加2.1万户，增长17.8%，其中新办企业8 779户，新增试点项目企业1.2万户；二是试点企业减负效应初显，截至2012年6月底，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负约44.5亿元。①此外，“营改增”试点还大大推动了上海经济的转型发展，为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助力。 　　但是，在增值税扩围的背后，我们看到税权划分问题被政策制定者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掉了。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税权划分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我国政府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权划分体制。中国税权划分体制虽然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始终在不断完善。尤其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更加顺畅，税权划分的科学性、体系性不断增强，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依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营改增”实施之后，分税制下税权划分漏洞的负面效应被进一步放大。 　　在分税制改革中，立法者根据税收收益主体不同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与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营业税是典型的地方税，增值税是共享税的一种，增值税的央地分享比例为75%和25%。“营改增”之后，先前设计的平衡格局被打破，试点地区营业税收入显著下降，增值税收入明显上升。 　　根据张守文教授的界定，税权可分为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与税收收益权三种②。在后“营改增”时代，税收立法权依然集中在中央；税收征管权由于上海市并不区分国地税系统，故无太大变化。至于税收收益权，根据中央规定，为了不触及地方财政利益，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关于改革试点期间过渡性政策安排相关条款中，开宗明义对税收收入归属做出了规定：“试点期间保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税款分别入库。此外，第三款跨地区税种协调规定：试点纳税人以机构所在地作为增值税纳税地点，其在异地缴纳的营业税，允许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抵减；非试点纳税人在试点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的，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有关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这一规定的出台维持了现有财政收入分配格局的稳定，但是这样补丁式的规范性文件，依然无法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二、后“营改增”时代税收收益权存在的问题 　　税收收益权从严格意义来讲其并非是法律概念而是学术概念，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未对其作出一个详细的描述，主要是由学者对其进行定义。根据张守文教授的界定，税收收益权是指参与税收收入分配的各利益主体能否获得、如何获得和获得多少税收收入的使用和支配的权力和权利，又称为税收入库权、税基归属权或税收收入分配权，是税收征管权的一项附随性权力，因税收征管权的实现而产生，即谁有权获得税收利益，谁有权将其缴入哪个国库。③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权”值得应当是权利而非权力，是一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之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从结构层次来看，税收收益权可分为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