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出版学实证研究方法.docVIP

略论出版学实证研究方法 作者：石姝莉 编辑之友 2014年07期 　　 一、出版学实证研究的兴起及其不足 　　 我国出版学研究发展至今已硕果累累、日渐成熟。面对后转企改制和出版数字化，产业化和实践性研究日趋成为出版学研究的主流，但过多的主观判断和偏好论断使得出版学研究的客观性大打折扣，以至于出版学在很多人眼里并非一门严谨的科学，太多的定性与思辨使研究难以突破，基本停留在经验总结与描述层面。同时，笔者发现我国出版学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同，我国学者少有真正具国际影响力的大作。加之2013年3月1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挂牌成立，标志职能部门整合的同时，也意味着行业聚合、产业融合的发展定势，出版学理论与学科的发展须依赖更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实现突破并满足行业的需求。 　　 反观经济学研究：首先，经济学稳坐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把交椅”，这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虽其不可能完全摒弃主观经验判断，但经济学的研究是基于理性选择行为的，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其次，经济学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路径如下：回顾文献→提出问题(假设)→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统计方法)→证实或证伪→得出结论。再次，国内外的经济学者能够更好地交流，即研究方法和范式具有统一性。近年来，中外经济学研究已基本形成直接对话的共通平台，表现之一为我国经济学者发表了不少SSCI的论文。当然，国内外的学术比较只是一方面，对目前我国出版学研究科学性的质疑，更多体现在学术研究在解决业界现实问题时是否起到作用、多大作用、研究策略的适用范围有多大、能否经得起检验等方面。 　　 于是，为提高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出版学研究领域开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笔者以“出版”和“实证研究”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经鉴别分析，统计出2003年至2013年11年间真实运用实证方法的出版类文章，结果如下(表1)。 　　 　　 从表中我们看出从2010年开始出版实证类论文的数量出现上升，虽然整体数量还不多，但学者们已开始尝试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数据、统计分析、与业内合作等方式更加客观地展现产业发展，创新学科研究范式的同时也为业界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其间的问题不少：部分已被公认的观点，经过不够规范的样本取样和数据收集获得100％的预期，使其实证转变为一种“数据华服”；个别实证类文章的写作流程不规范、缺乏检验标准，其结论和主观判断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的学者并不真正了解何为实证研究，一次采访几次访谈就被定义为实证。可见我们的出版学实证研究才刚起步，规范性与严谨性亟待提升，若不重视不正视，“伪实证”必将泛滥。 　　 因此，笔者将目光投向了同为人文社会科学但却被公认更具科学性的经济学。毕竟，“作为最发达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注定要成为那些关注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否可能、性质如何的思想者最感兴趣的对象”。[1]笔者将通过解读、借鉴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以探索出版学实证研究的基本范式。 　　 二、实证方法在出版学研究中兴起的必然性 　　 目前我国出版学研究方法的主要问题是重思辨推理、轻实证定理，因此出版学实证研究必将经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一过程。 　　 1.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多元——问题式研究→比较分析→实证方法 　　 我国出版学专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门起步较晚的新兴学科，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曾遭遇过“出版无科、发行无学”的困境。最初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题式研究，即关注出版业务的具体操作问题，表现为经验和业务技能的总结。问题式研究对出版实务操作和出版学科起步有着重要意义，但仅靠零散、非系统的问题式研究难以支撑一个学科的发展。加之我国出版学一直更为重视出版文化、出版人物和出版史的研究，对业界的研究相对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出版学理论层次的提升。 　　 随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西方出版大国，特别是对欧美和日韩等(出版市场研究、出版技术开发等方面)的介绍与比较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思路。20世纪90年代后，探讨国外出版理论和研究动态的论著日渐增多，不少学术和业界期刊纷纷开辟国外出版研究专栏，不少西方主要国家的经典出版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论文大量发表。无疑，通过分析西方典型案例来获取某种先进经验，然后将其与我国出版业进行比较并据此提出对策是许多出版研究者的常用模式，也是现今流行策略研究的通用路线，然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毕竟中西方出版业的内外环境有异、体制不同、读者阅读习惯差异大，在没有统一评判标准的前提下，直接借用的结论并不严谨。 　　 我们日渐发现，简单介绍别国的出版理论、制度并不能构成我国出版学独立的学术体系，移植所谓先进的成功经验也未必能在中国的土壤上落地生根。于是我们开始反思我国的出版现状，什么是出版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如何缔造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