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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杂志年”兴起历史背景研究 　　摘 要：本文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在我国新闻舆论界兴起的“杂志年”浪潮的来龙去脉，通过从新闻方面、教育方面、国内外形势方面等对这股杂志热潮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同时结合当今实际，得出要采取适度的把关政策，才能在维持我国新闻舆论界繁荣的同时又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快速发展的结论。 　　关键词：杂志年；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144-03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战场硝烟不断，法西斯主义凶残肆虐，整个国家处于剧烈动荡的崩溃边缘。新闻舆论界当然不能平静。其中，以《生活》周刊为代表的期刊杂志，更是以一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叱咤风云，载入史册。自1932年始，中国国内发展较早的沿海开放城市，期刊杂志在数量、种类等方面呈直线上升的增长趋势，这标志着30年代初杂志浪潮的开始。直到1935年，浪潮达到发展的巅峰。据统计，到1935年6月底，全国各省市杂志出版品种如下： 　　正是由于杂志期刊千树繁花似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从1932年到1935年，被时人称为“杂志年”。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杂志是一国文化进步的最佳标志。[2]”“杂志年”热潮当然成为推动当时的文明向前驶进的蒸汽火车头，而现今，在“十二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开端，对于“杂志年”的研究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本文意在研究“杂志年”热潮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期寻找与当今时代相契合的历史结合点，为现阶段我国新闻舆论界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浪潮的历史大舞台 　　下文将分为五个方面，从多维度分析孕育此浪潮的历史背景，一探其登上历史大舞台的来龙去脉： 　　（一）中国新闻事业的成熟 　　1815年，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创办了，自此，中国新闻事业迈出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之后，最先觉醒的一批国人在洋人所办的这些早期报纸影响下，认识到报刊杂志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开始了探索自办报纸的实践。1874年，王韬于香港首办《循环日报》，成为我国第一位成功的办报人。梁启超先生更撰文《报馆有益于国事》，总结了报纸的重要作用：“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3]，这一进步思想从此成为影响数代报人的金科玉律。在此坚厚的基础上，1919年，通过“五四”运动的激发，发起以《新青年》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确立了民主科学的办报理念，使新闻工作者的思维得到极大开阔。随后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申报》改革，也给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办报经验。到此，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踏着先辈们筑造的坚实阶梯，中国新闻事业已经初步达到成熟。 　　而杂志人，学会了经营理念上坚持受众本位，在管理上有意识、有套路地经营广告，注重发行量，实行多种经营，由此得以生根发芽。邹韬奋曾描述过在《生活》周刊社负责广告业务的徐伯昕的一段拉广告的情形：“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4]” 　　此外，《生活》周刊还“积极开发《生活》资源，充分利用周刊的热销效应，出版发行《生活》系列图书，实施多元化经营[4]”。 　　（二）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胜利 　　民国时期，政府大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从1914年始，陆续颁布了《出版法》、《报纸条例》、《著作权法》等专门法，在国内形成了严酷的禁言法网。但同时新闻舆论界和民间的反对声音也随之此起彼伏，反抗运动一浪接一浪。在如此环境下，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还是不顾国民情绪，再次颁布《出版法》，“在全部的44条规定中，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登记作出了十分苛刻的限定[5]”。中国新闻舆论界再次向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大规模争取出版自由的反抗运动。1932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49家出版机构就联名反对《出版法》，要求保障新闻出版自由。最后，由于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被迫向出版界让步，“同意对以前曾准予发行的书籍酌加删改继续发行。[5]” 　　在政府妥协的前提下，在一股拥护出版自由的风气中，虽然经营杂志的过程还是很艰苦，但是杂志还是迎来了发展良机。以《生活》周刊为例，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两年间，《生活》周刊在“印数达最高数15.5万份时，直接订户达5万户。其中外地订户3万多户，本地订户1万多户[4]”。 　　（三）中国国民文化水平上升 　　“杂志的荣枯，多数和文学史上的运动息息相关[2]”。30年代初的“杂志年”热潮根源在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点燃了开发民智、培育人才的薪火，国民整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