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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三地模式” 　　2013年，北京，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令停滞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有望再度驶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地方国企改革的“锦标赛”中，立足全国背景看，江苏、上海和广州的国企改革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望被其他地方效仿、借鉴。 　　国企病的“混合疗法” 　　国企改革并非什么新事物，掐指算来，目前已经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国有企业改革。 　　第一轮国企改革从1978年12月-1992年9月，改革的重点是放权让利。第一轮国企改革初步完成了国企从面向计划到面向市场的转变，但并未消除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轮国企改革从1992年9月-2013年11月，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轮国企改革完成了现代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企政企分离的步伐。但是，国有资本独大、政企不分的色彩依然浓厚，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上的“行政化”特征依然明显，没有治愈第一轮改革留下的痼疾。 　　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治病，讲究对症下药。在理解第三轮国企改革的整体规划之前，我们有必要“望闻问切”当前国有企业的病症。 　　病症之一：“行政化”。目前大多数国企大负责人实际上仍有行政级别，“政企不分”的色彩使得国企在获得土地、立项、贷款等资源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国企藉此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对市场其它主体存在着较强的挤出效应，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国企是生产要素“双轨制”的最大获利者，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不可避免会遭遇国企的阻力。 　　病症之二：“低效化”。经济转型期，生产效率的提高决定着转型的成败，但国有企业的优势垄断地位反而成为经营活动效率低下的天然保护伞：因获利较易、经营压力相对较小，国企在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压缩成本、产业升级方面的动力都不如私营企业；国企高管激励机制的缺失，也使得企业无动力提高生产率。 　　病症之三：地区发展不平衡，“证券化率”差异巨大。全国的证券化率表观数据看似适中，但北京、上海等地极高的证券化率显著拉升了平均水平。当然这也意味着，对部分证券化率较低的省份而言，提升空间很大。 　　无论“行政化”还是“低效化”，都从客观角度提出了进一步国企改革的基本要求：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处理，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管资本通过组建若干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来完成，而减少管事管人则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来实现。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第一步，是降低和稀释国有股的比例，也就是市场普遍理解的卖股权。什么价格才算合理呢？最优路径是通过二级市场来定价，为配合这一块，可以搞市值考核，国有资本证券化有望加速推进。同时，卖股权不是一窝蜂上，在分类管理的原则下，重大基础设施、资源储备性行业需要绝对控股，一些战略性产业相对控股，竞争性产业逐步退出。 　　此外，发展混合所有制与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有可能会划定一条红线实施试点，比如地方持股20%以下、中央持股15%以下。属于竞争性行业、国有大股东持股比例在红线以下的企业，可以放弃国资委和组织部联合任命，直接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 　　地方三大模式浮现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决策机制和流程不同，央企和地方国企改革很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整体上看，地方国企改革进度会快于央企。原因有两个：央企改革需要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同意，且两部门都需向上请示，而地方国企改革只需当地省委或者市委主要领导点头即可，因此新提拔或待提拔的地方大员在“改革竞赛”中干劲较足，有争先取向；第二，央企不缺钱，但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所以更有动力推进混合所有制。 　　从过去多年的经验看，试点后择优推广已经成为上下一致认可的改革模式。在上有顶层设计、下有地方竞争的局面下，我们认为上海、江苏和广州很可能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国企改革状态。 　　江苏： 　　最早践行“淡马锡”模式，将以“深化改革”为主 　　江苏是全国最早践行“淡马锡”模式的省份。2000年开始，随着《关于撤销的省级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和资产重组的意见》的颁布施行，江苏将冶金、机械、石化、轻工、贸易、国防工业和建材等7个省级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七个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推进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的建立和完善。2006年1月，江苏省、也是全国第一家“淡马锡模式”试点企业——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此后，江苏省尝试“全面学习淡马锡模式”，打造一系列国有资产企业化运营和国有资本战略性投资运作平台：集团公司层面，重组合并，打造“淡马锡”；子公司层面，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践行“一臂距离”管理理念，落实企业自主权。七个省级资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