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现金“说再见”人.docVIP

向现金“说再见”人 　　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的行政酒廊包厢内，万事达卡国际组织CEO彭安杰极为配合地按照摄影师的要求，调换着坐姿，而在他背后则是一块视野极佳的落地窗，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多家大陆顶尖银行的总部大楼依稀可见。 　　在让摄影师完成工作后，彭安杰颇为放松地向服务生要了一杯咖啡。作为一位每年有大量时间往来于大陆和香港的亚洲商业精英，彭安杰似乎相当适应北京的一切，包括令人不快的雾霾。 当然，要实现他“超越现金的社会”这一宏大愿景，彭安杰必须如此。 　　“全球零售交易中的85%都是以现金形式完成的。但公众和政府没有意识到，现金会令社会付出高昂代价，比如阻碍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税收的损失，以及为腐败提供掩护。”彭安杰熟练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在税收体系较为完备的欧洲，每年约有20%的GDP即数万亿欧元的资金无法进入税收体系，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高。 　　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从消费习惯上看，中国需要为现金付出的代价似乎更大一些：按照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在中国有70%到75%的零售交易通过现金完成，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50%。 　　当然，作为世界第二大全球性支付组织的CEO，彭安杰以及他供职的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也并不讳言，他们以及他们全部的商业竞争对手，都能从消除“现金代价”的过程中，获取巨大的商业机会，在中国市场尤其如此。“哪怕是从70%降到69%，给支付机构带来的清算额都将是千亿级别。” 　　但这显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中国的老百姓对现金有着拜物教般的崇拜与依赖。他们对十六位或者十八位卡号，以及这些卡号所对应的账户心存疑虑。”作为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中国银联的一位技术官员边说着这番话，边拿出自己的钱包，用现金为两杯咖啡埋单。 　　对此，彭安杰有自己的“作战方案”—“第一是与政府、监管机构、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进行合作，令他们认识到‘现金的代价’；第二是借助技术的力量，让非现金支付更为便捷；第三改变员工的知识背景和年龄构成；第四是给我的员工充分的授权，鼓励他们追求成功。” 　　就前两点而言，在全球范围内，彭安杰和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已经在众多意想不到的地区，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展。 　　在印度和南非这两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万事达卡应用生物识别技术，成功成为政府发放社保资金的主要渠道。而在苏丹和危地马拉这些经济落后国家，万事达卡同样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成为“数字粮食”的发放渠道—难民们获得万事达卡而非直接的粮食援助或现金，再到联合国及当地市场购买食物。所有这些案例中，公共资金或救助粮被贪污的概率大大降低，使用效率则大为提升。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彭安杰更多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被称为“淘宝一代”的年轻消费者以及中国人的出境旅游消费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都和电商企业在进行技术上的合作，比如中国的阿里巴巴。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进行跨境网络购物，这些卖家或买家在中国以外的网购行为，则是依托万事达卡在全球的支付清算网络和跨境结算技术加以完成。” 　　2012年，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在中国推出了“电子旅行支票”产品，这种几乎等同于无记名充值卡的新型产品所瞄准的，正是希望带着更少现金以减轻安全隐患、但又无法忍受境外银行卡消费高额手续费的出境旅游者。在万事达卡大中华区总裁凌海看来，这一产品给万事达卡带来的收入“是令人满意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通过行政法令构筑的特殊的市场准入壁垒，令包括万事达卡在内的国际支付组织，至今无法获得中国境内支付业务的处理权，这也直接制约了万事达卡拓展中国市场的努力。关于这个问题，彭安杰展现了作为一名印度人特有的“灵活”—他强调这是个技术问题。 　　“中国银联在国内业务上不存在竞争对手。我们也不是它的竞争对手。我们与银联更多是合作关系。但是我建议中国政府在支付问题上接纳全球技术标准，而非由银联单独创造一个中国特有的本地标准。这方面日本就犯过错误，令国内消费者无法便捷地享受全球支付服务。万事达卡在全球技术标准上，能够为中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服务。”彭安杰说。 　　“我们并非金融机构” 　　彭安杰“超越现金”的庞大计划中，后两方面内容几乎可视为他上任以来，改造万事达卡国际组织这一机构本身的行动纲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变革，也是颠覆性的。 　　“万事达卡并非是一家金融机构或者银行卡公司，而是一家科技企业，确切地说，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彭安杰说。 　　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彭安杰首先从员工年龄结构上，让万事达卡变得“更轻”。在他上任之初，已经有四十年经营历史的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处于20岁至30岁年龄段的青年雇员仅占全体雇员数量的5%。时至今日，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24%。 　　与此同时，万事达卡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