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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跨域治理解困之道 　　部分与整体相互作用、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协调对国家总体发展影响明显。我国地方政府有竞争失序之势，引发区域不协调和城乡鸿沟，在环境污染、海域划分、跨界纠纷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的建立应从破除行政层级角度入手，打破自上而下的思维惯性，倡导多元化和尊重地方独立性；搭设地方政府间平的沟通的对话平台，营造民主协商的氛围，推动区域间协同创新；建构跨区域治理网络体系，打破城乡二元分化，提升区域竞争力。 　　信息化时代的地方政府与国家之间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成为必要，否则“一脉不和，周身不安”。相邻区域存在共同利益的同时，也有竞争关系；良性竞争和有效合作可促进共同提高，反之则阻碍整体发展，政府间伙伴关系作用凸显。除台湾和海南外，各省市区都与其他地域接壤，要协调不同区域、各个部门之间关系，消弭城乡矛盾以促进整体发展；海峡两岸的合作关系建构可促成行政体系、民间社团形成伙伴关系，破除思维意识桎梏和兼容整合法律体系，实行“任何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喻希来，2002）来求同存异和共谋发展，此乃国家强盛之道。局部与全局密不可分，互相依赖。地方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可打破以往上级政府的话语霸权，整合区域资源和实现协同配合，解决跨区域的行政争议，实现区域均衡、有序发展。应寻找城乡间资源平等交换、有效流转的途径，尊重乡村乡民权益、实现城乡平等对话，缓和城乡矛盾和实现优势互补。 　　一、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成因解析 　　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可从科层制、本位主义、思维窠臼、规划匮乏方面分析。 　　（一）科层制束缚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其基础是金字塔式的科层制，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层级明确，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在条块分割中泾渭分明。科层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技术手段固然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却因缺乏沟通而广为诟病。韦伯建构官僚制框架伊始，就意识到排除人性的弊病，实则在服从之外更应发挥局部的主观能动性，故提出祛魅的概念以弥补漏洞。我国区域间画地为牢、部门间各自??政，区域与部门之间正常的跨层级交流难以进行，矛盾在交界地区和跨省市流域较为凸显。政府试图按照自身意图规划未来，但前景并不可知，肆意行政干预的效果往往是添乱，“政府控制权所导致的肯定是停滞不前”（哈耶克，2000），需要上位政府放松控制，减少对自发秩序的破坏，鼓励地方政府间和行政部门间的扩展合作。 　　科层制是我国城乡鸿沟和区域不均衡的元原因。缺乏自治的乡村归城市领导，只能被动的依附于城市和无偿输送资源；优势资源集中在大中城市，并将继续吸收和攫取资源，剩余劳动力在农村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无序地涌向市区，造成“城市病”和“乡村空洞化”并存，此种情况将长期存在。从区域方面来讲，可举例说明，如鼓励周边省市为首都长期无偿奉献，远至陕南的江水也输送至北京，但却少有回报和补偿。科层制的束缚导致政府间交流不畅、城乡二元分化、区域发展不均衡，如山西长治的污染企业，引发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恐慌，潞城市环保部门则声称管不了省级国企。有级别的国企无视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有违市场化规则和损害民众利益，明显是有特色的国情，可窥见去行政化之艰难和必要性。科层制阻滞信息、妨碍交流，是横亘于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障碍。 　　（二）本位利益冲突 　　地方政府间的行政目标和本体利益并不一致，跨区域的行政争议难以避免。我国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不断降低招商引资门槛，不惜地方立法保护一己私利，以各种许诺和优惠换得短期效益，区域间则低门槛比拼，造成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抗风险能力下降。“政府并无异于个人，凡不值得真正受人尊重的，也就受不到尊重；而没有一定的条理和稳定性的，也就不值得真正受人尊重”（汉密尔顿，2009）。以邻为壑的恶果很多，经济方面尚有调整机会，对生态环境和江河流域的损害则不可逆转。如彭泽建设核电站，虽经江西方面评估论证，却忽略近在咫尺的安徽民众意见；原本希冀挟局部民意造成既成事实，却难以安抚邻居愤懑，甚至未通过环评报告，以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与区域间交流匮乏不无关系。各地方基于本位主义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区域间关系不睦。 　　（三）历史思维惯性 　　地方政府间关系受周期率影响，与历史渊源等不无关系。有些地方政府在政绩观的误导下，追求任期内效益最大化，更遑论兼顾周边区域的利益；习惯性思维会影响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相邻区域政府间难以形成合作网络，而过度竞争则会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历史上并不缺乏不兼容的案例，山西同蒲窄轨铁路在节省资源和自成一统的同时也封闭了自身，是缺乏远见的表现。又如关系民生的过路费问题，跨省市收费站是对多边贸易的变相征税，实则增加了彼此的负担，但各方却乐此不疲，无形中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济南黄河大桥自1984年收取过桥费，至今已然逾期收费，遭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