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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个不可替代远方 　　《杨修之死》无疑是一场悲剧。 　　只是——谁的悲剧？杨修的？曹操的？还是所有人的？ 　　是因为杨修恃才傲物，数犯曹操之忌吗？是因为杨修干预立嗣，屡闯政治禁区吗？是因为杨家乃汉室忠臣，杨修的舅父袁绍乃曹操政敌吗？ 　　一、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像狄更斯所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杨修的时代，也是一样。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又是最坏的时代。 　　对于想在乱世中成为英雄的人，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宁做太平犬，勿当乱世人”只是平凡人或甘于平凡的人的慨叹。 　　那个时代的好，在西方人那里本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说，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动物。就是说，没有在国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个文明的人。但是经过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国家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不再把国家的产生看作人性进步的结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恶的结果。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关于国家产生的“原罪”假设：人性的原罪是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人性的罪恶，人类没有办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国家”这样的工具来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国家是什么呢？人性的耻辱。它是上帝的一个不情愿的赐物，是对人性罪恶的一种不得已的补救。 　　所以杨修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于大众来说，本来可以有一种比“乱世出英雄”更高意义的好，只是这种好，这种汉王室统治无力、天下处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状态恰恰给了人类一个暴露自己真相的巨大舞台，人类在对真实人性的浑然无知中横冲直撞，终于某一天在血腥中醒来，看清了人性的真相，于是重新寻求“国家”对于人性的制衡（即所谓“分久必合”）。然而“国家”本身又是什么？那个时代的“国家”，乃“一人之天下”，就只能是永远的“乱世”与暂时的“盛世”。 　　所以，那又真是个最坏的时代。 　　在那样的时代，“抢”才是硬道理。所谓“天下”，其实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丰盛筵席。袁绍出身四世三公的家庭，他只是想向皇帝要“权”，倒并没有想自己当皇帝。但曹操、刘备、孙权冷眼旁观，早把风景看透：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打出来的才是江山，抢过来的便是天下！ 　　三国的世界里没有真心英雄，全是野心，全是权谋，全是杀戮，全是离乱。在这样的时代里，只有吃和被吃两件事情上演，只有成王和败寇两种身份可供选择。三国的世界充满了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充满了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这样的世界大起大落，从来不会单调寂寞，然而孟德斯鸠告诉我们另一种美：“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 　　那是最好的时代，你可以在那个时代纵横驰骋，成为“英雄”；那是最坏的时代，你只能看见丛林法则，看见人性迷失，看见幸福缺席。 　　二、“做人”与“做小人”，“不中”与“不重” 　　很多老师都会以杨修为反面教材教导学生怎样“做人”，甚至怎样“做小人”，怎样像谁谁谁一样故意出错讨主子开心。 　　但这仍旧只是一种权谋，跟曹操之类的角色一样的心术和权谋，只不过层次有高低，成就有大小。 　　心术从来与大巧大美无关，权谋从来无缘与幸福宁静邂逅。如果我们今天教导学生的仅仅是如何明哲保身地做一个犬儒，那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也是人性的深度迷失。 　　杨修不过是封建独裁政治的牺牲品，他的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祢衡、孔融跟曹操唱对台戏而死，许攸、荀彧为曹氏卖命而死——狂傲如祢衡、孔融、许攸必须死，忠厚如荀彧还是必须死。曹操杀吕伯奢、陈宫、祢衡、荀彧、荀攸、孔融、杨修、华佗、吉平、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正如毛泽东所说：“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曹操杀人力求做得天衣无缝，以免落人口实。他总会寻找最合适的时机和最合适的理由。说曹操爱才惜才当然没错，但这些人才都唯有服务于他的野心时才有爱惜的价值，“一旦当他们表现出自己的独立价值或个人意志，如荀彧、荀攸反对曹操的封魏公、魏王，许攸引破冀州以为己功，杨修企图以智慧站住脚跟，却一一为操所忌杀。”（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 　　在那样的时代，杨修若想不死，只能“且去填词”。杨修有才华，但那是才子文人式的才华，只是从政的基本前提，还算不上是混迹官场的政治才能。自古以来，才子文人步入统治阶层往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