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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场域权力冲突权利转向 　　摘要：我国大学始终面临场域内外行政权力的双重规训，自由、自治的大学理念尚未成熟，并未形成自治文化的历史传统。受权力本位的文化、制度和认知心理惯习的影响，大学场域的权力格局长期处于“强行政、弱学术”的畸形状态，学术本位的原初权力结构遭受强制与倒置。鉴于此，为实现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切实保障学术权利，权力对抗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亟待改变，须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实现权力冲突的权利转向。 　　关键词：大学；场域；冲突；权力；权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029-05 　　收稿日期：2013-04-14 　　作者简介：孙俊三（1953-），男，湖北建始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高等教育学研究。 　　中国现代大学是仿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然而自由、自治的大学理念还尚未成熟，没有形成自治文化的历史传统，自始至今面临着行政权力的规训。这种规训既源于政府膨胀的、指令式的政治权力，也来自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恣意僭越。后发外生的我国大学在“官本位”主导的社会语境中缺少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场域内的权力格局长期处于畸形状态，学术本位的原初权力结构遭受强制与倒置，从而导致了大学场域变迁原动力的衰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大学场域中的学术权力与其说是一种实然的“事实”描述，毋宁说是对学术权利应然的“价值”诉求。权力冲突是场域变迁的动力原则，但失去引导和控制的冲突将阻遏目标的达成。换言之，冲突的目的在于确定性秩序的形塑而非失序和混乱。就大学场域而言，学术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本身并非目的，权力来源于权利，是个体权利让渡、集中的结果，评判大学场域权力正当性的标准，在于是否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学术权利。理论上讲，实现权力与权利的统一、维护学术权利存在两种方式，即“以权力抗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前者遵循政治的逻辑，后者则符合教育的逻辑。大学应力避权力主体之间的对抗，须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实现权力冲突的权利转向。 　　一、权力源??权利：权利之于权力的优先性 　　权力与权利是共在的矛盾范畴，二者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产生。孤立于社会的个人无所谓权利，也无所谓权力，“在自然状态下不参加社会生活而有自然权利之说，乃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没有作为社会成员关于公共利益的意识就不能有权利。”[1]（p92）换言之，权利与权力作为关系范畴，存在于社会生活秩序中，公民社会中的权利-权力关系就是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理解权利-权力关系提供了线索。一般而言，社会契约论者总是从权利的设立与保护开始言说，他们承认一个公理，即“‘权利’（rights）不等于‘权力’（power），只有权利才是公民政治的真正基础。”[2] 　　《社会契约论》开篇便澄清了权力与权利的本质区别。卢梭认为人的权利是内在的存在，并非随外部力量消长的变量，而权力的存在则是一种状态性存在，属于可变量。在卢梭看来，权利不能由外在“强力”产生，“强力”是一种物理力量，其作用无法产生任何道德，人民屈从强力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明智的行为而已，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强力”形成的权利不具稳定性，其结果会随“强力”主体的更迭而改变，“强力”只能造就最初的奴隶。因而卢梭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3]（p10）可以说，对“强力”正当性的消解是所有契约论者的共识，“强力”并非起源于契约，也无法订立任何契约，“它只是战争状态的继续……所以，一经订立契约，奴役就立刻终止。”[4]（p106）换言之，契约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只有当“强力”退场时权利才能得以显现。 　　卢梭曾经假设过一种理念状态，即自然状态，在此种境域中，人类的生存遭受种种威胁，仅凭一己之力已经无法克服阻力，原初的生存方式面临倾覆的厄运。当此时，人们需要联合起来以保护弱者不受欺凌，并约束那些“有野心”的人。最初的联合刺激了权利观念的产生，人们的体力与智力尽管并不平等，但相互承认与彼此尊重成为了生活的需要，为此甚至“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以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3]（p51）那么，这种联合如何实现呢？在卢梭看来，那就是个体将自身权利全部让渡给整个集体。质言之，个体权利的集中导致了公共权力的产生，通过联合与让渡，人类社会获得了一种更高级的权利——共同体权力。权利与权力的内在勾连暗示权利包涵权力的意味，在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之间，权利可以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