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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体制接轨中的观念碰撞与法律冲突引发的劳动争议案 ——王某等七人诉合肥市电缆厂劳动争议诉讼案 　　基本案情： 合肥电缆厂原副厂长王某等七名离退休人员，于1994年元月经合肥市人才交流机构介绍受聘于同样生产电缆产品的某中外合资企业。电缆厂以维护企业利益为由于同年5月制定了《企业自我保护的暂行规定》并根据其中的有关条款，于同年12月扣发了王某等七人的企业升级效益工资、浮动工资、书报洗理费、原享受的岗位津贴及其它补贴，取消了医疗保险待遇。七人不服于1995年7月聘请吕淮波律师为代理人向合肥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厂方纠正对七人的错误处理，兑现七人原享受的全部待遇。案经仲裁，七人获胜。电缆厂不服仲裁裁决，于1995年11月18日以七人为被告，向合肥市东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七被告与某合资企业签订的《聘用合同》无效;确认原告对七被告的处理符合现行政策、法规。在受案法院经数次开庭，查明了事实，明辩了是非的基础上，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告知了合议庭不支持电缆厂诉讼请求的初步意见。电缆厂于1996年8月22日以同意执行仲裁裁决为由，向受案法院申请撤诉获准。此后厂方执行了了仲裁裁决的事现，兑现王某等七人原享受的待遇。 　　本案具有的疑难、典型性： 1、在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构建完备的背景下，两种体制所需的不同的用工和劳动人事管理模式，以及人们新旧观念发生的碰撞，为判明本案的是非带来一定的难度，而能否正确地解决这一难题，无疑对处理类似的纠纷具有不同的导向的作用。 　　2、同样在这一背景下，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相同和不同层级文件间“打架”，导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象，既是本案的特点，又是本案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双方最大的争执点。仲裁机构、审判机关对本案如何适用法律，社会关注。 　　3、厂方凭借自身为国企大厂的优势地位，通过新闻媒体在案外所造的“维护国企在职员工利益”的舆论宣传，客观上对王某等七人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对仲裁机构、审判机关能否公正地审理本案提出了考验。 　　本案的影响： 本案是一起较少见的因仲裁败诉后由厂方状告职工的劳动争议案，同时本案又涉及当时社会争议较大的大量的国企离退休人员应聘到民企、合资企业工作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否侵害了离退休人员原所在的国营企业的利益?国家对这一现象究竟报何种态度?本案的发生无疑给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提供了对这些疑问，作出回答的契机。因此，本案在仲裁阶段，特别是涉讼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中国劳动报》、《安徽工人报》、《新安晚报》、《合肥晚报》、安徽省广播电台、合肥市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本案的仲裁和诉讼活动进行了跟踪报导，《大参考》还以记者透视的形式发表了专题评述，致本案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案件审理中、结案后社会各界对吕淮波律师为依法维护王某等七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肯定，合肥电视台、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对吕淮波律师的专题采访的录相和录音，安徽司法厅评定吕淮波律师为王某代理的本案为全省重大、疑难案例。 　　管委会的出资究竟有没有到位? 　　——某公路局诉某电讯有限责任公司、某开发区管委会、某会计师事务所承包合同纠纷案涉及的法律问题 　　基本案情： 　　某电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系某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等八名股东出资，某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于1994年9月21日登记设立。管委会向A公司的出资为作价145万元的两层厂房。因管委会与市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开发区的管理权限未理顺，该作为向A公司出资的房产至本案涉讼时未经产权登记转户至A公司名下。在实际接收、占有、使用该房产近六年后，A公司于2000年4月28日与D公司签订合同，将该房产作价123.25万元转让给D公司，并先期收取了部分转让款。同样基于上述原因，D公司接受了此房产后无法办到房产证。据此，D公司向房产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终止其与A公司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的履行，A公司向其退还已收取的房产转让款。受案法院经调查确认该房产原为管委会向A公司的出资，接受该出资后A公司一直占有、使用该房产至今等事实后，主持调解下达《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A、D两公司继续履行《厂房转让合同》，A公司负责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房屋产权转至D公司名下;D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向A公司付清下剩房产转让款。调解结案后，D公司持此生效的《民事调解书》，顺利地在当地房管部门办到了权属归其所有的产权证。 　　以上是某公路局诉A公司、管委会和会计师事务所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涉及的第二被告管委会向第一被告A公司出资情况的基本事实。 　　引发本案的直接原因是， 被告A公司在履行与原告公路局订立的一份《弱电工程承包合同》时，A公司违约。公路局据此诉请A公司向其返还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