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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目标下居民电价规制及政策评估 　　摘要：本文对电力改革和电价改革的多重目标做了概要阐述，以此为导向，提炼了覆盖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电价规制政策分析框架的关键要素，具体分析了居民电价规制的需求侧影响因素，并通过国际比较做了初步实证检验。在纳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和购买力平价因素之后，笔者发现，中国居民的实际电价水平并非处于较低水平，其与人均GDP的比值反而在所比较的发展中国家中处于次高水平，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笔者还发现，居民实际电价和实际人均GDP是居民人均用电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后者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为不足，而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为充足，这揭示了中国现阶段居民电力消费的特性。 　　关键词：居民电价；居民基准电价；需求侧实证；多重目标；规制政策 　　中图分类号：F40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能源和环境构成重大约束，因此，能源行业改革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对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电力在能源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电力行业的改革和电价改革更需着力推进。中国电力行业改革近年来相对停滞，而电力的终端消费价格始终受规制且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终端电价的规制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都需要从规制的目标出发。 　　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10月公布了《居民阶梯电价征求意见稿》，2012年上半年，居民阶梯电价在全国范围进入听证阶段并于7月1日正式实施。居民阶梯电价的推进被认为是中国电力价格改革的重要步骤，但对于这一政策方案的设计及其实施之前中国终端电价存在的问题有较多不同意见。综观相关文献，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居民电价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不利于节能减排。另一方面，从电价结构来看，存在严重的交叉补贴，有违公平原则。林伯强等[1]指出，相对于电力供应的成本来说，工业和商业的电价高于其长期边际成本，而居民和农业等的电价低于其长期边际成本，因此，实际上电力行业是用工业和商业的收益来补贴居民和农业生产性用电等的亏损。林伯强和蒋竺均[2] 及阙光辉[3]认为，对于居民用电来说，实行统一的较低价格且城乡同价，在考虑居民收入差异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交叉补贴大部分被高收入群体所获得，因而是不公平的，而且林伯强和蒋竺均[2]及李虹等[4-5]对这种交叉补贴的具体规模利用价差法进行了测算。基于此，居民阶梯电价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种状况。而在居民阶梯电价具体方案的制定中，李成仁和余嘉明[6]借鉴了其他国家居民阶梯电价的实施经验，王冬年[7]和朱成章[8]则从四川、浙江和福建三省的试行结果中归纳经验，提出了相关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电力终端价格的改革与电力行业整体改革的推进是密切相关的，按照工商业用户和居民用户进行区分，两者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未来的改革目标模式下也将存在重大差异。就居民用电而言，其电价受规制是中国电力行业一个重要特性，且在电力行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完全实现之前，这一特性不会改变。因此，关于居民电价的研究需特别关注这一特性，并应以此为研究的基点。同时，居民电价规制价格的制定及其效应的评估需要以规制政策的目标为导向，并以一定的基准为判断依据。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电力行业改革和规制政策本身是多目标的，不同目标之间甚至可能相互冲突，从而使得同一规制价格在不同目标下可能得到不同的评价。相对于工商业电价的规制而言，居民电价对居民消费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且复杂程度也更甚。但现有大多文献仅从某一个政策目标出发进行政策评估或提出建议，忽视了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联及其权衡，而评价基准的缺乏或模糊也使得政策效应的评估无所依据。因此，有必要从居民电价规制的多重目标出发，对中国阶梯电价实施前后的电价规制政策给出较全面的评估。 　　本文将居民阶梯电价的第一档价格，即未实施居民阶梯价格之前的电价定义为居民基准电价，并以此电价水平的制定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居民基准电价的制定对于居民电价规制具有基础性关键意义。居民阶梯电价的实施使得居民电价具有了结构特性，丰富了规制者可使用的规制工具，但其第一档价格仍具有居民基准电价的特性。相对而言，居民电价的阶梯结构作为一种规制工具，主要用于遏制电力过度消费和实现公平消费的目标，而居民基准电价这一规制工具的使用则更需兼顾包括居民生活、经济增长、节能减排和电力行业效率等多重目标。因此，居民基准电价规制政策的研究需要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应覆盖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限于篇幅，且供给侧的分析受限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着重进行需求侧分析，仅在整体分析框架的阐述中简要论及供给侧分析的要点。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引言之后，第二部分对电力行业改革和电价规制目标的多重性进行论述；第三部分给出从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