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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国际海上货运代理制度差异与统一 　　1 研究背景和目的 　　由于历史、政治和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两岸四地国际海上货运代理制度呈现区域多样化的特点：台湾和澳门地区的代理制度承袭大陆法系特色，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安排货物运输的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由特殊的行纪制度调整；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代理制度吸收英美法系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代理制度的内容，赋予被代理人介入权和第三人选择权，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安排货物运输的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可能因托运人行使介入权或承运人行使选择权而仅承担代理人之责。此外，随着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业的发展，传统的货运代理人逐渐向运输经营人转变，货运代理人的多重身份以及我国四法域对其身份识别所持的不同标准使得确定货运代理人的权利和义务更为困难。[1] 　　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两岸四地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大中华经济圈初见雏形。一方面，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在两岸四地经贸一体化的过程中扮演“国际运输组织者和设计师”的角色，为促进经贸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两岸四地对国际海上货运代理行为调整规范的差异给国际海上货运代理纠纷的解决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严重阻碍行业发展。 　　本文针对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身份识别问题，比较根植于两岸四地不同代理制度中的国际海上货运代理制度之差异，并结合国际通行的区际法律冲突解决模式，提出通过实体示范法推进两岸四地国际海上货运代理制度融合的可行性方案。 　　2 两岸四地国际海上货运代理制度的差异 　　2.1 我国国际海上货运代理制度 　　我国法律并无专门针对国际海上货运代理的制度设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2条规定，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可以作为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代理人，也可以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由此可见，该实施细则允许国际货运代理人扮演独立经营人①的角色。在实践中，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的业务操作模式比法律规定复杂得多，主要包括以下情况：（1）以发货人名义托运货物，并取得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运输单据；（2）以自己名义托运货物，并取得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运输单据；（3）以自己名义承揽货物，并向托运人签发全程运输单据，通过自己的雇员或自有运输工具完成部分运输，或将全程运输转托给实际承运人完成；（4）以承运人名义承揽货物，并代理承运人签发运输单据或提供承运人签发的运输单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沿袭大陆法系的民事代理理论，仅承认直接代理，不承认间接代理。与《民法通则》不同的是，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借鉴英美法系隐名代理制度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其中第403条赋予被代理人介入权和第三人选择权。 　　由此可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如果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以发货人或承运人名义行事，则应认定其为发货人或承运人的代理人，其行为结果直接归属于发货人或承运人；但如果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以自己名义托运或承揽货物，其法律地位则难以确定。对此，有学者主张适用《合同法》关于隐名代理制度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代理制度的规定，只要托运人或承运人与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就代理关系作出明确约定，就应赋予托运人或承运人介入权，或赋予第三人选择权；但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代理关系缺乏明确约定的情况，导致当事人对国际海上货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产生争议。另外，有学者从《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法律位阶角度以及《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的立法背景角度分析，认为货运代理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直接代理的规定，而将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利益为法律行为纳入行纪制度的范畴，从而与大陆法系的传统民法理论和立法体系保持一致。[2]这种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无法规避现行《合同法》的适用，在以成文法为主的我国法域很难立足。 　　2012年2月27日公布并自同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代表我国法域最高司法机关对有关海上货运代理法律问题的最新立场。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第4条规定：“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货运代理企业以承运人代理人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但不能证明取得承运人授权，委托人据此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