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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书人和世界大转向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想要论述的主题是：“世界如何转入一个新方向”。但与大多数描述这种剧变的书所不同，在格林布拉特笔下，“转变的原因不是革命，不是一支闹哄哄的军队出现在城门前或是在一片未知的领土登陆……”他为自己辩解：“对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比喻其实是带有欺骗性的。”巴士底狱被攻陷时里面几乎没有关押囚犯。在美洲新大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并不是西班牙人的大军压境，“而是身患传染病的西班牙水手，在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土著的围观下，第一次打了个喷嚏或咳嗽了一声”—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论述可以在我们曾评论过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读到。 　　在《大转向：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中，这个关键性的瞬间是：1417年的一个寒冷冬日里，一名“瘦小、和善、机警、年近40的男人”走进一家修道院的图书馆，从藏书室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陈旧的手稿，一边翻阅一边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紧接着他把手稿全部复制了一份。” 　　“这就是瞬间的全部了，这就足够了。” 　　这个男人名叫波焦·布拉乔利尼策。如果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他一点也不和善。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曾这样描述过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人文主义者：“其实人文主义者的队伍也不是清一色的正人君子，其中也不乏书呆子与趋炎附势之辈。他们就像今天的纽约、伦敦和巴黎的任何一个文化圈子一样，是一群自负好辩、脾气暴躁、性好妒忌的人，总是会不停地相互写信进行指责与抱怨。” 　　波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曾经身居高位。他做过一位教皇的私人秘书。按照格林布拉特的介绍，教皇法庭大约有100位文书，6位教皇秘书，在6位教皇秘书中，又有一位特别的“私人秘书”。波焦正是从文书开始，一步一步击退他的多位竞争对手，成为教皇私人秘书。 　　教廷是一个“谎言工厂”。教皇的秘书们会聚集在教廷的一个房间内，像今天的无聊男人们一样，交换各种笑话和故事，“他们之间的这些唠叨非常琐碎、虚假、狡猾、充满诽谤，还经常夹带着淫秽下流。”波焦后来将这些段子全都用拉丁语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叫《滑稽故事》的书。在这本书里，波焦写道：“在这里，才能和诚实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诡计、运气或是金钱。说到金钱，似乎在全世界都是最重要的。” 　　在1452年的一次争吵中，波焦和同为教皇秘书及人文主义者的乔治大打出手。争论的主题是“在翻译古代作品的过程中，谁应该获得更多的荣誉”。73岁的波焦称乔治是个骗子，53岁的乔治报以老拳。然后经过一段短暂的停顿和沉默，两个人又厮打在一起。波焦一手抓住乔治的脸，另一只手试图抠出对方的眼珠。后来在总结这次学者之间的斗殴时，乔治说：“说句实在话，刚才我可以把你伸进我嘴巴里的那只爪子咬下来，但我没有这么做。而且刚才我坐着你站着，我完全可以两手抓住你的睾丸，然后把它扯断，但我也没有这么做。” 　　这样的描述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但不要忘记这些好争吵的人文主义者也都是文艺复兴的骨干。而且他们创造力的炫目程度让后人惊叹。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引用了一位学者的统计说：“1420年至1540年，意大利总共出现了600多位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算上他们的上一辈人，总数也不超过一千。再加上那些不太著名的人也不会超过两千。然而正是这区区两千之众，创造出了令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 　　正如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最粗浅的理解，这种文化上的创造力与贡献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和罗马作家哲学家作品的重新发掘上的。“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不仅恢复了许多过去被湮没或扭曲的文化价值，而且还释放出了新的能量，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从而最终触发了新的真理的发现与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阿伦·布洛克说。 　　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寻书”，在古迹之中、在权贵和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将尘封的哲学著作发现，并且再次传播出去。波焦效仿的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一位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彼特拉克在1330年代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作品《罗马史》重新拼合，公之于众。他还找出了包括西塞罗和浦洛佩提乌斯等的作品。“彼特拉克的成就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并为意大利人找书开了先河。彼特拉克的成就激励了其他人也开始寻找那些尘封已久的古代名著，这些名著都已被埋没长达数百年之久。这些重见天日的名著被复制、编校、评注，并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找书之人的推动下，这些名著还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认可度，并为日后的人文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 　　波焦正是在彼特拉克的激励之下，翻遍中世纪的图书馆，想要找到失传古典名著的寻书人。由于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书籍稀少又珍贵，“它们”代表了整个修道院的“声名和威望”。因此，一个优秀的寻书人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教育带来的语言水平和鉴赏能力；誊抄书籍的能力—对，是誊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