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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第二次国共合作内外因素 　　[摘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共两党经过极其复杂的过程而形成的。日本的侵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外部因素，民族危机的加深引发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是促成国共作的内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是促成国共合作的契机。 　　[关键词]第二次国共合作；内外因素 　　“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下降到次要的服从地位。日本侵略者妄图独霸中国，使中国各阶级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在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紧要关头，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为除亲日派卖国贼以外的中国一切阶级的需要。国共两党政策的改变。阶级矛盾的缓和、复杂曲折的经过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的国际形势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国际形势下爆发的。”[1]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实行“新政”，而德、意、日则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1931年日本出兵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反共产协定》。德意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使美英在华的势力受到威胁和削弱。他们一方面拉拢亲英美的蒋介石政府反对日本独霸中国；另一方面希望借日本之手削弱中国的革命力量，并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面对法西斯的进攻，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1935年7月，共产国际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全世界人民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致使当时苏联认为中国的抗战力量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美苏对中国共产党和工衣红军的抗战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日本的侵华政策及其侵华运动是促成国共合作的外部原因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逐步进逼，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的矛盾和政治集团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2]日本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的变化，有可能使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在抵御外患上形成暂时的合作。日本的侵华政策是长期坚持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美忙于欧洲战争，迅速膨胀其在中国的势力，1914年出兵山东，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田中奏折》中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3]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日本，日本为尽快摆脱危机，转移国内阶段矛盾，在中国东北制造一系列事件进行挑衅，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侵占东北三省的“九·八”事变，这是日本灭亡中国的起点，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的签订，使日本打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日本勾结汉奸，策动华北事变，成立伪政府，一时间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4]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5]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 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6] 　　三、民族危机的加深引起的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因 　　“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抗日一时的风云人物。”[7]在日本的进攻下，国民党营垒划分为三派：一派是日本支持的亲日派，势力比较小；一派是英美支持的蒋介石英美派；一派是没有实权的部分爱国将士。马占山在东北抗日，蔡廷锴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冯玉祥、吉鸿昌在察哈尔的抗战，这些都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倾向抗日的爱国要求。其中，受命进攻陕北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华北危机、民族危难的情况下，同时受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感染，特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国恨家仇较深、抗日愿望强烈，接受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对蒋介石“诤谏”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鉴于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它成为国内时局转变的枢纽，标志着十年内战的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蒋介石国民政府被迫抗日，实行国共合作，除了人民抗日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