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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学相互作用及生成 　　摘要：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现象主要指异国体验叙事、文本传播、潜在对话等。我们研究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不仅缘于它的文学价值，更因为它本身就是谋求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有益实践。因此，我们要摆脱一味地关注结果的研究范式，转而细致地考察和解读东亚文学互动的过程，并实现从中心向边缘的视角转换，从中阐发其新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东亚文学；互动与生成；异国体验叙事；文本传播；潜在对话 　　本文所要探讨的“东亚文学”是指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文学。中韩日三国同属于“儒教文化圈”或“汉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之间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从“儒教文化圈”或“汉文化圈”等范畴界定就能够看出，言及东亚文化交流时，人们往往都把中国视为“发信者”，而将韩国和日本视为“受信者”。自然，这种观点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笔者在此要着重阐明的不是单向的影响关系，而是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为此，首先要界定“东亚文学”的概念。界定“东亚文学”的概念范畴，必须要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东亚文学是东方乃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主要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一部以儒释道文化为精神支柱的东亚人精神文明史的记录。 　　其次，东亚文学的长足发展得益于该地域各国文学特有的传统及其互动。这既是东亚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最后，东亚文学的互动包括直接对话和潜在对话这两种方式。直接对话包括通过人际交往和文献交流所进行的实质性的对话以及思想、价值观的相互影响等精神层面的对话。潜在对话源于地理（地域的相邻性、自然环境）、人文（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价值观）语境的相通性，潜在对话可以通过对相同题材和主题的比较等互文性的分析加以阐明。 　　研究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不仅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在广义上它也是谋求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有益实践。在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价值面临着被资本这一“洪水猛兽”吞噬的危险。因此，研究东亚文学的互动和生成，有助于发现东亚的文化价值，确立东亚文化的新关系，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鉴于东亚文学的上述特性，就其研究的方法论，可以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摆脱一味地关注结果的研究范式，转而细致地考察和解读东亚文学互动的过程。以汉字作为共同文字是东亚各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人们在对待东亚文学时就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惯习（habitus）性观点 —— “中国文学是东亚文学之‘本’，其他文学都是‘表’”。其实，中国文学也是由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也是在与周边诸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东亚文化的多元互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倘若仅仅凭借对结果的研究，就无法探明新的规律和特性。例如，鲁迅、郭沫若的文学与日本，胡适、闻一多的文学与美国，这些都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冲突和融合的产物。“自我”的觉醒和完善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实现的。“自我”的觉醒是认识“他者”的前提，而“自我”与“他者”的接触与交流又是引发“自我”觉醒的要因。总而言之，考察东亚各国文学间的互动关系，相比起只单纯考察其结果、追踪和探明其过程更为有效。 　　其次，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向。一般来说，从中心向边缘的辐射是文化交流的普遍现象。但是，文化交流在多数情况下又是双向的，纯粹单向性的文化交流少之又少。文化的输出难免要伴随着输入，同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引发“误读”现象，而“误读”本身既是一种变异，也是一种再创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逆向思维，从边缘发现中心的本源价值和潜在价值。例如，儒家和佛教思想在日本的变异，尤其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之间的结合。《源氏物语》的主人公源氏的形象就是典型个案。再如，“程朱理学”传入朝鲜之后，李滉（退溪）对其加以全新的阐释。朝鲜“北学派”文人洪大容来到中国接触到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天文思想，从而进一步阐发了独特的天文思想。从中心向边缘的视角转换，有利于更好地解读东亚文化的合力与张力，这种“去中心主义”的视角还有利于确立 “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进而阐明多元共存这一东亚文化的重要特征。 　　通过这种方法论的转换，我们可以重新解读东亚文学及文化，阐释其互动与生成的过程，以崭新的视角发现新规律。互动意味着对话与交流；生成意味着“嫁接”与创新。互动是过程，而生成是结果。环顾东亚发展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互动，东亚文学与文化才得以更加光辉灿烂，才得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才得以实现更具普适性的文化价值。 　　本文将从异国体验叙事、文本传播、潜在对话这三个方面考察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现象。 　　一、异国体验叙事 　　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的体验的产物。不管它是劳动体验，还是宗教体验，它毋庸置疑是源于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