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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金融”在村社共同体中作用 　　最近十年来，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持续以年10%以上增长、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派出的驻村工作队和大学生村官也越来越多，但农民却越来越像一盘散沙、农村却越来越像一团乱麻、农业却越来越效益低下，且小农“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化趋势越来越突显。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农民“组织化”，这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笔者理解，这大概是中央对“三农”遭遇困境深刻反思后的慎重回应。笔者认为，中央重提农民组织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问题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农民组织来主导呢？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的破题。在笔者看来：村社共同体是主导农村“发展经济、建设社区和自治社区”的最基本（组织）主体，“三农”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创建和完善村社共同体。 　　什么是村社共同体？为何一定要重建村社共同体？如何重建村社共同体？重建村社共同体是否就可以回应“三农”发展的要求呢？笔者尝试用郝堂实验来回答。 　　中国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的变迁及当下农民地位“三民化”趋势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士绅治理为辅的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家族共同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以共同“产权、财权、事权、治权”为基础的、集家族“经济发展、内部治理、服务能力建设”三种职能于一体的统一体。近代以来，家族共同体一直呈现发展壮大趋势的。1949年“打土豪、分田地”时，在我国的南方农村家族共同体拥有的土地高达35%以上，家族共同体在借贷、水利水务、技术推广、教育文化、扶贫济困、治安调解、协税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主导性作用。家族共同体是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 　　新中国建立后，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将以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改造成了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社会——以村社区为边界，建立起以地缘、水缘、业缘为基础，以亲缘、血缘、熟人关系为纽带的村社共同体社会。村社共同体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表现为“四权统一”和“三位一体”??即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产权、财权、事权、治权的统一与集社区经济发展、建设、治理的三种职能于一体。村社共同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主导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区）发展、建设和治理的最基本的组织主体，也是国家实现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和获得“剪刀差”收益的最基本主体。与此同时，家族共同体由于其产权和财权被剥夺逐步衰落。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转向“分田单干”制度，集体所有制下“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均分”制度转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差别占有”制度，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土地“差别占有”无偿化、长期化后，维持村社共同体存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产权和财权被剥夺，村社共同体的“事权和治权”也随之逐步弱化。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共产党执政数十年创建的绝大多数村社共同体逐步瓦解，但家族共同体并未因为村社共同体的瓦解而发展壮大，乡村社会千百年来首次演化成为“无主体”社会，小农“政治贫民、市场贱民、社会流民”——“三民化”趋势日益突显，农业和农村经济非农（民）化趋势日益明显，乡村社会从有序到无序的趋势日益明显。 　　重建村社共同体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基础性任务 　　近十多年，各级党委政府对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背景下的农村像一盘散沙、一团乱麻之怪状感到忧心忡忡、改变现状却十分棘手，每年都从省市县抽调很多干部组成工作队驻村蹲点、并下派大学生村官指导和协助村干部工作，加强农村村级两委班子能力建设。但下去的工作队，绝大多数除了给钱搞点面子工程外，并无其他作为。大学生村官更是有力无处使。村级两委班子总是加而不强，成堆的矛盾和问题无从着手解决。有一些地方也做过一些大胆的探索，譬如：富人治村、“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模式，但都不能改变农村像一盘散沙、一团乱麻的局面和小农“政治贫民、市场贱民、社会流民”化的趋势。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是一个自治社会，自治社会必须要有组织主体。如果没有“四权统一”和“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自治主体（组织），中国农村社会是无法健康发展、建设和有效治理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基础性的任务之一是重建乡村社会的村社共同体。 　　“内置金融”是重建村社共同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郝堂实验 　　如何重建农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基本主体——村社共同体呢？我国农村改革以来形成了“私”的制度法律体系，“分”和“散”是一种大趋势，在重建村社共同体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特别是土地制度）极不充分的情况下，笔者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书记的支持下，在平桥区五里店镇郝堂村开始了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重建村社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