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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澳门文学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主题 摘要：“割裂”问题的形成主要是与外部世界的压迫密切相关。一是因为澳门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感到联系的同时，又感到被普遍习惯性思维所排斥。二是因为历史的积怨，使得澳门作家们对于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的“西化即现代化”思维模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心态；“偏颇”问题的出现则基本上是取决于作家们自我内心的原因。一是他们意识中的意象系统过于泾渭分明，不能设想所谓意象上的“中西”、“新旧”、“古今”也可在形式与内容上做到泾渭难分、泾渭相连。二是表现在作品的深层思想上，对中西方文化的思考和比照在他们作品中也往往是不合理的 关键词：澳门文学；文化碰撞与交流；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I1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XX年特殊历史形成的中西文化交汇地，这本身就是发展经济的优势之一。可惜长期以来，由于理解的片面性和澳葡政府引导意向的失调，这个优势一直在人们心目中似有似无、似隐似现，并未真正地充分地加以合理开发。”暂且抛开此段文字中“引导意向的失调”这个来自澳葡政府的原因不谈，由“理解的片面性”这一点可以看出，澳门文学对于本澳几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融汇这个重大的主题，似乎是未能达到更深入细致地发掘。纵观XX年前的汩罗江我投奔濠江，我已吟游而返矣。你们若不肯相信，我也不愿勉强。…… 唉，我已回来了。但已无人认得我的真面目 把“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屈原说成是在“离忧与归虑之间挣扎”显然是很有些不合适，三闾大夫更不可能是个“回来的荡子”，不过这番意思用在澳门的归来上就不算不贴切了。在此，苇鸣显然是借屈原的魂归来比拟澳门的回归，而且这个比拟也是很有其一番含义的。众所周知，屈原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那横跨四面八方的自我力量在南方的影响比北方更加弥漫。从地域性的角度来说，南方文化又主要是由“吴文化”与“楚文化”构成，楚三闾大夫屈原自然是“楚文化”构成的鼻祖人物之一。苇鸣正是想到将澳门文化纳入中华大文化体系或许有些笼统，而将其置身于“楚文化”之下却会具体许多，方才会如此比附。但遗憾的是，他却感到自己根本无法去对人澄明澳门文化与楚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苇鸣叹息着“已无人认得我的真面目”，这指的正是澳门的精神层面与文化底蕴并未被人真正注重，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表象而已。文中的“不肯相信”四字指的就是人们出于对现代化城市表象的肯定，而对其文化传统的排斥。普遍习惯性思维对待澳门这种失之简单的观点，必定导致其文化定位的暧昧不明，从而也给大陆与刚刚回归的小城之间造成不必要的隔膜 谈到澳门作家们对于“西化即现代化”思维模式的反抗心态，这一点却是相对值得肯定的。“西化即现代化”思维模式的确看到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民族要获得富强必需彻底破除传统的束缚。但却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民族要获得富强必需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要求每一个人充分信赖共同历史上文化成就的内在价值，而不是求诸于异邦。我们且先来看看寂然的《让我倒下――一个澳门青年的心声》一诗的节录： 让我倒下 让贪婪杀戮我以自娱 因为小城 耗尽所有的泪水以及血汗以及 用剩的一点点 尊严 …… 让我倒下 趴在地上承担重量四百年 等待没有人知道的明天 会更好 “让我倒下”四字表达的显然是向死存在的含义，但诗中的“我”却区别于丧失了意识的“无生机者”，“我”尽管“倒下”，却并未把身处的世界与经历的时光留在身后。实际上诗人是通过“倒下”或者说“死”这种方式来呼唤，让人们注意到“我”所身处的时空。诗中“我”四百年经历的时空，或者说澳门西化过程的四百年时空，是“贪婪”和“杀戮”的历史，是耗尽“泪水”、“血汗”与“尊严”的历史；而臆想出来的临终后的“明天”，却是生命彻底终结后的无意义，因为那“明天”已是“没有人知道”的了。这一切都在告诉读者，现代城市澳门的西化史并非如主观臆想中的罗曼蒂克，澳门人也并没有“西化即现代化”思维所赋予的良好自我感觉；相反，以“我”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澳门人对澳门四百年的西化史，所表达的只有强烈的憎恶与切齿的仇恨，因为“我”觉得用丧失一切“尊严”来作为西化的代价，非但是不值得，而且导致了“我”的本性死亡。寂然作为一个澳门人的这种有着强烈绝望意识的体验，并不是我们这些大陆人所能完全通感得到的，对于这首诗所展现出的“让我倒下”情绪，我们仅能如海德格尔所说：“并不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我们最多也不过是‘在侧’。” 从风格上相比较而言，王和的《天使的化石――参观大三巴宗教博物馆有感》一诗比起《让我倒下》要冷静和理性了许多，如果说《让我倒下》表达的是寂然对澳门西化史愤激的控诉，《天使的化石》则是在对照之中，做出了对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