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公众知识分子”观评析_论文.docxVIP

当代新儒家“公众知识分子”观评析 [摘要]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公众知识分子”的命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儒家的“士”、“五四知识分子”二个断裂的阶段，而第三个阶段将是“公众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跟传统儒家的“士”在“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上有同构之处，但它却是真正超越了“启蒙心态”和“民族主义”的具有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杜维明的这种观点与其倡导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和“文化中国”的论说密切相关，表明了当代新儒家的一种夙求。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此种论说尽管存在着不切实际之处，对“公众知识分子”功能的理解也相对地狭义化，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是有价值的，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构建与走向，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关键词] 士 五四知识分子 公众知识分子 文化中国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由传统的儒生、士大夫阶层蝉脱而来，在传统性、近代性和现代性之间，叠床架屋，新旧杂糅，既有跟现代“公众知识分子”兼容的一面，又有相抵触的一面。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博士的观点，所谓公众知识分子就是指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的专业人士。郭齐勇先生据此认为：杜维明本人就是一位“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公众知识分子”①。杜维明出于对“文化中国”整体架构的运思，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即对“公众知识分子”论题给予了切实的关注，谈锋所致，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责任和历史使命等十分现实和紧迫的问题。本文拟就杜维明的这一论域的主要观点做些爬理，廓清其思路，探索其蕴义，以期读者能对当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和知识分子观给以必要的了解或洞悉。 一、儒家知识分子（士）――人文精神和抗议精神的陶铸者 知识分子是近代名词，类似于近代知识分子的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俗称读书人、书生、儒生，雅称为士或“士君子”。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孔子这里所说的“士”，已经不是普通的男人，而是专指身事国家重任的大丈夫，颇有点近代知识分子的意味了。后来孟子所说的“君子”、“大人”、“大丈夫”即是对孔子所说的那种“士”的引申。孔孟之后，士便就成了“四民”之一，故《谷梁传·成公元年》上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大职业“工、农、商、学、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个“兵”。 在孟子那里，中国古代的“士”意识――或者说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人格标准业已形成，即“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①。杜维明把这种出于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即兴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人格准则称为“士的自觉”。他认为“‘士’在孟子的用词里，和‘君子’、‘大人’以及‘大丈夫’属于同类”②。如果仅从儒家“大丈夫”在社会上建功名立事业出发，很容易把儒家知识分子定位在社会角色的层面上，那么，它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意义便绝少区别。实际上，“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名词的现代含义，在西方思想史中出现非常晚。也许只能溯源到俄国19世纪沙皇时代。”③然而由于这些受到西方启蒙运动的激励而出现的俄国知识阶层，当时不论属于西化或者民粹倾向的分子，都“和政治有截然的冲突，绝对不能认同当权者”，④故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士”――儒家知识分子，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布衣士子，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意识确实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家、希伯来的先知和基督教的僧侣，西方历史上的这些精神生活的指导者们既非关切政治，也不参与社会，甚至连弘扬人伦日常之间所创造出来的文化都漠不关心，跟中国儒家之“士”的追求迥然异趣。然而，儒家之“士”毕竟也不能定位于俄语意义上所寓含着的那种纯粹社会层面上的反政府的异议人士群体，“儒家的‘士’不是这样，他回到一个更宽广的人文精神，他关注对个人和社会如何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如何能够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⑤因此，“从人类文明史看，最全面最丰富的精神资源是儒家的‘士’，儒家的基本的做人的道理。”⑥“士”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⑦ “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意含中国儒家的“士”不仅具有社会责任感即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和创造文化，而且具有精神价值即“为己之学”和“士的自觉”或曰“士的自我意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的这种“特色”，在本质上已经十分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意义了。故杜维明指出，就现代意义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创造文化――而言，“儒家学者无论是精神上的自我界定还是社会功能，都比希腊哲人、犹太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侣或基督教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