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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问题特殊性和应对思路探讨 　　[摘 要]讨论了中国养老问题的几个特殊性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客观上，应对老龄化趋势需要提高储蓄率，但是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过高，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缓解这种两难局面，需要进行分配体制的改革。通胀上升和资产价格增长降低了人们参加养老保障的意愿，这是推进养老保障建设需要考虑的。城乡之间养老成本差异较大，缓解养老负担也要求中国实行渐进性的城市化。为了降低养老成本，需要放松管制，提高医疗卫生行业的竞争度。 　　[关键词]养老体制；老龄化；高储蓄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8-0037-04 　　一、中国的老龄化趋势 　　201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2.5%，2008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3%。根据国际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就可以说一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按人口年龄0岁～19岁，20岁～60岁，60岁以上进行分组，则中国3个组的比例在2005年为3∶6∶1，到2040年将变为2∶5∶3。根据第5次人口普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1.73，而人口替代恰好平衡时，要达到2.1，而上海的综合生育率已经低于1.5。中国的老龄化非常迅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曾经采取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程度提高更快，而在本世纪未来的25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90%，中国的老人则将增加111%。有的人口研究机构统计，65岁以上老人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115年，瑞典是85年，美国是66年，英国是45年，而中国只需要25年，老龄化程度可能将提高快于日本[1]。而且，中国的的老龄化社会来临是发生在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阶段，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发达国家大多是在进入较高的收入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了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2]。 　　老龄化问题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一般来说，老龄化趋势意味着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相对减少，而需要将更多的储蓄用于养老而不是资本投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量都会下降，这就有可能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多都在老龄化过程中经历了经济增长的下降。养老支出负担加重，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更是老龄化过程中潜在的风险[3]。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日本，老龄化成为经济长期低迷的直接原因，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正因如此，近来有些人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养老危机”。 　　但是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老龄化的发生又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和发达国家相比，老龄化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其一，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经高储蓄低消费，对外部需求依赖过高等结构性问题的困扰，解决养老问题应该结合高储蓄这一背景来看，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和高储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是一个难题，也是本文要讨论的。其二，中国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养老成本在城乡之间有较大差别，这就意味着缓解养老的压力需要从协调城乡发展的角度来入手。其三，医疗卫生等行业的效率低下造成养老成本过高，中国还需要通过深化公共部门的改革来降低养老成本。 　　通过对这些特殊性分析，会对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得出不同的认识，“养老危机”的说法似乎有夸大之嫌。本文的分析也会应对养老的压力得出一些新的政策含义。 　　二、老龄化与高储蓄 　　老龄化会对一国的总储蓄产生影响，这是它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西方国家，在设计养老保险体制时，首要考虑的原则是避免储蓄率的下降，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一般储蓄率都比较低，而退休人口的比重提高，会使得用于养老的消费支出进一步增加。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上升，从而社会整体的消费率也会被抬高，储蓄不足的问题会更加恶化。因此，在美国，很多关于养老金问题的讨论中都特别强调在养老体制的设计中要避免储蓄率的下降，这被视为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著名的养老金问题专家马丁菲尔德斯坦和斯蒂格利茨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假定老龄化程度相同，不同的养老体制对储蓄的影响迥然不同，现收现付制下的储蓄率低于个人基金制。这和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运作良好的养老基金公司密切相关，在个人基金制下，私人养老基金公司可以将资金投入到股市或者其他市场，由于资本在生产中获得的边际回报高于资金的市场回报率，这对于全社会来说是一种资金配置效率的改善，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换言之，因为资本的回报比较高，社会需要通过节制当前消费来积累更多的资本，从而通过跨期的优化来得到更高的跨其效用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