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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司法程序公正和完善 　　一、案情回顾 　　2006年7月16日，邱兴华在陕西省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山顶上的铁瓦殿持刀斧砍死9男1女，死者是殿内的管理人员和无辜香客，包括一个12岁的孩子，并将熊万成的器官眼球、心、肺、脚筋剜除后炒熟喂狗。逃亡35天后，邱兴华回家时，被守候的民警当场擒获。在逃亡期间，在采用暴力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未果后，又入户窃取他人钱财，并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10月19日，法官当庭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和抢窃罪判处邱兴华死刑，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邱兴华被执行枪决。 　　案件并没有因为邱兴华被执行死刑而告终，可以说邱兴华的犯罪事实令人发指，手段极其残忍，媒体号召称其为“杀人恶魔”，全国上下杀声一片，以至于一审的辩护人张烨律师在知道邱兴华有精神上的异常情况下也不敢提出“精神状况司法鉴定”申请。但是一些精神专家、法学界以及一些关注此案件的其他民众，一直就关于是否对邱兴华做精神司法鉴定而争论不休。本人认为在这场争论中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邱兴华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问题上，而是该案件引起的重点争议是在我国的司法程序中该怎么坚持执行司法程序的公正问题。 　　二、程序公正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程序公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尽可能的保护或者准许程序法中规定当事人的各项权利，从而做到公平、公正、合理的进行裁决。纵观我国司法实践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在我国现实的法律活动中程序公正的不当问题依然存在，本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根深蒂固。维护司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实践结果最大程度公正的首要保障。但是长期以来对我国传统的司法体制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程序工具主义理论。该理论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认为诉讼程序依赖于实体而存在。这一理论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使“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司法人员的头脑中，片面的认为只要实体处理正确，程序上有点问题无所谓，这样就会常常导致一些判决会损害到当时的合法权益。 　　其次，在现在的立法中也存在???视司法程序的内容。如我国《民事诉讼法》170条规定，第二审法院对原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从这一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原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但是不影响正确判决的，二审法院就不会审理，从而无法做到对一审法院的审查监督。这显然反映了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倾向。 　　最后，在一些程序运作中存在违法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法院刑事审判权的时候会有一些裁判不公或者滥用权力。典型形式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再加上一些司法人员的任意裁判、枉法裁判和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等，这都会造成司法程序的不公平。二是执行力不彻底。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很多的原因存在着大量的生效判决文书“执行难”，或者最后得不到执行而严重的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中，本人认为应该给邱兴华享有程序公正的权利才会更好的体现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法治国家的政策，主要的理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被告人家属及其辩护人有权提出司法鉴定的要求。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高检规则》第25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者近亲属以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可能而申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依照本规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这一主张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是程序中的法定权利。但是陕西高院以无证据证明邱兴华是精神病的观点来驳回当事人和辩护人的申请，这显得有点荒谬。邱兴华到底是不是精神病应该交给有关的部门作出鉴定而不是靠陕西高院的一句话就能盖棺定论的。 　　其次，报告人家属及其辩护人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被告人具有精神病患者的倾向。精神病专家收集邱兴华是精神病症状的主要线索有以下几点：第一、被告人的妻子何冉凤陈述的事实有其村委的证明，具有一定可靠性，其家族有遗传的精神病史，三代人有三个人是“癫子”，被告人的母亲和外祖母也是“癫子”；第二、通过庭审录像就可以看出邱兴华是典型的妄想型精神病患者；第三、据江阴看守所的同志介绍，邱兴华被判死刑后情绪稳定，精神很好，饭量不减，自己还忙着写书；第四、记者采访邱兴华时，问你怎么不要求司法精神鉴定，当事人听后非常不满的说：“我不是精神病，我在看守所里很好，我写了两本书，如果是精神病人，以后谁来看疯子写的书”。据了解，邱兴华所谓的写书实际上是写了两样东西，一个标题是《7.16震惊全国杀人犯邱兴华写真》、一个是《金笔定江山》，据说是教给国家领导人如何收复台湾的奇书，这些行为本身就不是正常人所为。上述四个理由足以说明被告人是有精神病人的倾向，陕西高院以没有证据证明更显的苍白无力。 　　最后，同意给予邱兴华以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不仅是给予当事人的司法程序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