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聚集效应、利益矛盾与公共消费合约法则.docVIP

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聚集效应、利益矛盾与公共消费合约法则 　　[摘要]城镇化或城市化在为社会提供要素使用的聚集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在共享性空间和合作层面上的利益冲突。从乡村生存方式到城镇化生存方式，要素组合函数与消费组合函数都将发生变化，其中在处理获得聚集效应的过程中，公共共享性消费行为与机制的构建，是一个关键环节。通过寻找到恰当的合约法则，不仅可以使要素聚集效应得到实现，还可以使人们从乡村生存方式进入城镇化生存方式，人的自身的生存、合作空间和发展范围均得到拓展。 　　[关键词]聚集效应；利益矛盾；公共消费的合约法则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2013）09-0070-08 　　从按集约化方式使用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和实现规模化产业效率来看，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方式。然而，在居住方式与生产方式聚集起来以后，相互之间空间与资源共享形式的选择，尤其是在共享中如何克服彼此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对共享公共品的成本分摊机制的构建，已成为随之而来的新的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不仅使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土地等资源稀缺的矛盾有了缓解的方法，更为千百万原本生长在偏远的乡村或局促的城市的人们，寻找到人的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空间。城镇化作为一个未来中国推动经济发展和聚焦各种利益关系的话题，也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一、问题的提出：工业园区式发展不等于城市化 　　按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法，一方面，提供了理性个人假设下，必然导致财产私有制、保障效率和产业持续运转所需要的经济制度选择；另一方面，在个人理性的趋利行为下，却面临着寻求公共资源或利益的分享的解决方案：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冲突。从哈丁的公共用地的悲剧故事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都包含着获得聚集效应之后的城镇化生存方式被选择以后，如何化解公共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与如何分摊公共成本的难题。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从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都严重不足的欠发达状态，开始了自己的经济生活迈向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率尚可的情况下，选择了粗放式的、在布局上也有所分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径。在浙江东部和江苏南部的一些地方，乡村工业化模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河北、山东的一些小城镇，以及在广东的粤东、粤西和粤北等地，粗放式半手工作坊的工业化经济，在支撑当地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将现代工业和现代产业与分散的乡镇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出现了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与一定现代产业加工订单相联系的生产函数组织，尽管在出口贸易和国内产业价值链协作方面呈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和低成本竞争力，但在需要精细化加工制造和产业技术研发升级换代的发展上则显得力不从心。 　　以工业制造方式来支撑社会的主要经济构架的时代，一开始是以城市化的聚集效应为特征出现的。动力机器的成功发明，使工厂可以在很密集的城市组织起产业合作链条。后来西方国家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以及运输方式和通信方式在20世纪最后30年得到迅猛发展以后，远程的管理与产业链的协作与控制成为可能。东亚地区由此获得大量以FDI方式进行的产业加工贸易形式下的转移，这个转移的示范效应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工业欠发达地区一种特殊的发展路径，就是并不需要等待建设完善的工业产业体系才能发展工业经济。在近乎空白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外来的加工订单，由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机器设备与当地的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即可组成一种加入现代工业产业链条的分工体系。 　　这种由外生增长引发而契入的工业发展方式，对快速提高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工业GDP和产业加工能力是十分有效的，并成为一种能够快速复制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以及一部分内陆地区蔓延开来。可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因外生因素引发的工业化与产业现代化，不是与自身经济肌体有着充分协调的联系的模式，存在一种畸形化的生存状态。不少的加工企业只是来自于本地区以外，甚至是境外的一只臂膀，尽管可以一下子加入国内以及国际先进生产体系，但自己这个地区的产业是被分工以后的某种专业分工体系一部分的发展，而不是整个产业协调合作与进步。尤其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法掩饰的问题是，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不同步，有产无城、产城错位与分割的现象愈演愈烈。在一些城市周边的工业园区或产业开发区，一排排厂房组成一个工业生产的兵营。广东东莞的厚街镇，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区域，上千家工厂聚集。但是，没有所必需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相配套，也没有城市应有的生活小区和服务业。几十万加工企业的工人是候鸟式的生存方式，春节以后从农村来到这里，像螺丝钉一样加入流水装配线，赚取工资并尽量不消费，住在集体宿舍，吃在工厂食堂，几乎没有休闲娱乐，更没有职业技术升级的教育。这样的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