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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与监督检察机关职权分配耦合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性质和职能的重要体现。虽然随着西法东渐，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断，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由于具有历史的惯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其核心思想如“重尊严、顾脸面”、讲“中庸”、“和为贵”等社会交往准则仍具有历史传承性。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反映到诉讼监督工作上更是配合多于监督，不同程度地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监督重点不突出、机制不健全、发展水平不平衡，监督不够及时、不够有力、不够准确、不够到位等问题。反思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制度设计上的“检察机关地位名实不符”、“监督对象狭窄”、“监督程序滞后及难操作”、“监督手段有限”等因素，也有制度执行机制上的“外部沟通协调机制不健全”、“内部衔接配合机制不完善”等原因。既有监督主体理念、意识上的因素，也有素质、能力上的因素。笔者将以检察机关抗诉权行使的现状为切入点，1深入挖掘文化等传统意识形态对于法治现实的影响。 　　一、抗诉工作现状 　　（一）抗诉工作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但抗诉率仍在低位徘徊 　　从北京市检察机关2000年至2012年的抗诉情况来看，基本处于上升趋势，尤其在2006年至2009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自2010、2011、2012年开始有所下滑，但仍与2008年的抗诉数据持平。这也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05年开始放宽对抗诉率考核，并出台相应的抗诉指导意见有关。 　　从2000年至2012年北京市检察机关的工作情况看（见表2.3），13年间共提抗（二审抗诉、审监抗诉）794件，与同期总计起诉228140件案件的数量相比，提抗率仅为3.48‰。提抗率最高的年份是2009年，也不过为4.59‰，而且在检察一体制的制约下，一审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还有被上级检察机关撤回的可能。从这13年来看，共计撤回抗诉130件??撤抗率达到16.37%，有的年份（2005年）撤抗率甚至达到37.78%，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提抗案件被上级机关否定。这一方面与审判质量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重配合、轻制约”的传统检察观念所导致的，甚至有的还达成了“你消灭抗诉，我消灭无罪”的潜规则，从而导致抗诉手段发挥作用甚微。 　　（二）抗诉手段单一，抗诉成功率低 　　《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两种抗诉方式，但由于二者在实践中存在时效性、操作程序繁简不一等问题，导致适用上产生较大差异。据统计（见表2.3），北京市检察机关13年间采用二审程序提抗745件，而同期采用审判监督程序提抗的案件仅有49件，同期二审抗诉数量往往是审判监督抗诉数量的数十倍之多，差距最大的是在2002年，二审抗诉案件64件，同期仅有1件审判监督抗诉案件，即使是相差倍数较少的2003、2004年，也仅仅是因为二审提抗的绝对数量减少，而导致表面上二审抗诉与审判监督抗诉的倍数相差不多，总体上二者相差15倍。从这13年的全部数据来看，审判监督抗诉仅占全部抗诉案件的6.17%，比例微乎其微。 　　过于单一的抗诉手段，加之对抗诉必要性把握不足，导致最终的抗诉成功率不到半数。13年间法院共计审结抗诉案件625件，其中240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另有385件维持原判，抗诉意见被采纳率仅为38.4%，即仅有三分之一的抗诉得到了法院的认同。这是因为法院内部请示制度限制了抗诉功能的发挥，2而最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对抗诉标准、条件把握不严，未能言之有理、提之有据的进行抗诉，存在抗诉质量不高的问题。例如，在一起盗窃案中，证实犯罪数额的仅有被害单位的证言、收赃人的供述以及被告人本人的供述，但三者并不一致，存在被害人证言所称数额被告人供述收赃人的供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公诉机关以被告人供述的数额作为指控犯罪数额提起公诉，而法院就低认定为收赃人所称的数额，一审检察机关以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但未能补充其他证据，该案被二审检察机关撤回抗诉。该案中虽然一审检察机关起诉时以被告人的供述认定盗窃数额具有合理性，一审判决依据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减少认定起诉的犯罪数额也不无道理，但是检察机关在未补充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法院判决确有错误并提出抗诉的理由并不充分。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判决或裁定采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但是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也不确实、不充分，或者不能合理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的情形。 　　二、成因：职权分工与配合天性的双重交织 　　（一）角色冲突：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