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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陶渊明人格特点 　　摘 要 陶渊明的人格由玄，儒两部分构成，既有出世无为的一面，也有入世有为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矛盾与调和成就了陶渊明玄儒互补的人生观。在现实与理想的斗争中，陶渊明采取了顺应自然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尽管他的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人格构成的与探寻，从历史人生的角度挖掘新的意义，体悟古代高士的人生矛盾与魅力。 　　关键词 陶渊明 人格 玄儒互补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玄儒互补的哲学观与顺化自然的人生观 　　魏晋时期，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这个时期的士人普遍追求具有玄远气质为外观的人格美，即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为特征的魏晋风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与阮籍，穷途歌哭，放诞不羁，外佯狂而不受约束，内则批判名教与社会。陶渊明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真率与自由的生活态度体现了清谈之风。但不同于竹林七贤的是，他的生活姿态更加自然，更加融入生活。如《饮酒》其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写“采菊”，“南山”，“飞鸟”都诣在表达心境——即身在“人境”，心无“车马喧”的境界。在诗人采下篱下的菊花，悠然昂首，与远处的南山冥然相会，山气幽远中，心灵与自然冥合一体，黄昏中的归鸟如诗人的心境般自由自在。平淡自然的画面实际上是诗人“心远”中对生活的真淳体味。是情与景的交融，物与我的合一，这就是陶渊明式的“风流”，为“玄学”人格注入了新的成分：心灵的自由超脱与日常生活自然平和地水乳交融。 　　除了魏晋风流式的自然真率，陶渊明还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如果说魏晋玄学与老庄思想给予陶渊明的是出世隐遁的心境，那么，儒家道统则赋予了陶渊明心怀天下入世有为的心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年少便“游好在六经”。陶渊明人格构成中儒与玄的部分相互交织，使得他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在仕与隐的徘徊中，他最终选择“拂袖归田里”，然而，他的隐遁并未如世人印象中的那么超脱。如《杂诗》其二： 　　这是陶渊明晚年所作的诗。在他隐退后，并没有时时都在田园风光中悠然高蹈，超然物外。回念过去的岁月，依然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悲叹。然而，“欲言无予和”，也只能独自借酒消愁，漫漫长夜与茕茕孤影相随，谁人能解他的心志与苦闷？岁月无情催人老，曾经的雄心壮志无法实现，只有清冷的枕席为伴，凄冷落寞郁结于心，无法入眠。陶渊明是孤高的，同时也是孤独的。想当年，年少英姿，怀有远大志向，如今却在政治上一无所成，颇有英雄失路之感，诗人长叹“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在悲叹与愁苦中不能自已。陶渊明的隐逸中多多少少隐含着他怀才不遇的愤懑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哲学观与人生观可以概括为顺应自然而非无为，他“从浪大化中”只是为了保持一种无大喜大悲的境界，让心境不受外物所束，在现世生活中他又以“有为”的态度想要“兼济天下”，在出世与入世中找到平衡。 　　二、晋宋易代之际仕隐生涯中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约生于东晋废帝太和四年，他的一生都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度过。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在陶渊明年幼时就去世了。陶家的地位虽不同于寒门，但在重门阀的社会里，也无法与贵族相比。陶渊明自己也常叹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摆脱贫困也许是促使陶渊明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但同时，陶渊明本身思想中就具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出世的一面。 　　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任江洲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如此频繁的忽仕忽隐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陶渊明自身的矛盾是分不开的。 　　晋朝政局混乱，孝武帝溺于酒色，朝廷中，司法道子，王国宝，王绪之辈腐败无能，藩镇中王恭，殷仲堪又不足以成大事，挽救晋朝危机的大任就寄托到了出自元勋之门而又豪雄能文的桓玄身上。朝廷中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为首的一派代表腐朽的朝廷势力，他们挟持白痴皇帝，掌握中央政权，实际上已经虚弱不堪，他们不可能扭转晋朝覆灭的趋势。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军阀，在出身于低级士族的刘牢之的掌握下，表面上拥护司马道子，实际上心怀异志，随时可能再次倒戈，以荆州为基地的桓玄与司马道子两次对抗之后，已经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他们打着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的旗号，随时可以沿江东下，进军健康。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洲刺史桓玄幕。陶渊明的出仕说明他对晋朝存亡与时局动荡十分关心，想借此机会实现建功立业的伟愿。与此同时，随着桓玄逐渐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他图谋篡晋的野心也开始显露出来，陶渊明又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