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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生计资本因素研究 　　摘 要：本文在分析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基础上，采用英国国际发展署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定义，对导致该地区农民增收缓慢的生计资本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该地区农民增收缓慢是个区域性问题，导致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在于农户生计资本较为脆弱且有限。 　　关键词：武陵山民族地区 农民收入 增长缓慢 生计资本 　　一、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问题 　　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区域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界定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对武陵山片区的划分标准，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34个民族自治县（市）。其中湖北省有10个县（市）、湖南省有14个县（市）、重庆4个县、贵州6个县（如无特别说明，文中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民族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2》）。从行政级别来看，包括2个自治州、3个县级市和31个民族自治县。该地区国土总面积为8.5万平方公里。武陵山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一是境内有通道县、巴东县、秀山县等多个红色革命老区，留下了“通道转兵”、“刘邓大军入秀山”等革命故事。二是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2011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67%。三是境内34个民族自治县（市）中有27个国家级贫困县和6个省级贫困县，是我国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经济协作区。现阶段，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如下问题： 　　从年度来看，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呈缓慢增长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根据图1，2011年该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985元，是2000年1384元的3倍，年均增长17%。但是，从相对值来看，该地区农民收入占全国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该地区农民收入在2000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1%，到了2011年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 　　从地区差距来看，武陵山民族地区与所在省（直辖市）农民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2000年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收入与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和贵州省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收入比（以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和贵州省为1）分别为0.621、0.647、0.792和1.009，之后差距逐步扩大，到2011年该地区农民收入占全国及所在省（直辖市）平均收入的比例均下降到0.569、0.591、0.629和0.956。 　　从城乡差距来看，武陵山民族地区内部二元结构差距不断拉大。该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大于全国城乡差距。以2011年为例，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武陵山民族地区则为3.35：1，其中，27个民族自治县（市）高于全国平均，差距最大的是湖南省吉首市，达到3.93：1。 　　二、农民增收问题的生计资本理论研究 　　农民收入作为一种生计产出，源于安全的外部环境、有效的制度体制、充足的生计资本以及理性的生计策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是解释农民增收活动的起点。Chambers和Conway在1992年提出了一个现在已被广泛接受的“生计”概念，生计包括“能力、资本（包括物质和社会资源）和赖以生存的活动”。生计资本、行动和获得这些的权利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这一切决定了农户获得收入的活动。后继的研究，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研究、关怀国际CARE的研究和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研究，则区分出五种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虽然这种分类与经典的经济学上的分类有所出入，但是仍然无碍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已经对全世界各国的农户生计研究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近年来对中国农村实践的影响。以DFID（1999）为代表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旨在为政府及社会组织计划和管理提供一个适用的工具，该框架特别强调对实践的导向作用，以及对农户生计的了解和帮助。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产出5个部分组成。大致描述为：在诸如灾害冲击、技术发展趋势、经济波动等脆弱性背景下，农户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结构和制度影响下，作出最适宜的生计策略，以求得预期的生计产出。 　　三、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生计资本因素剖析 　　（一）脆弱的自然资本 　　根据DFID定义，自然资本是指从自然资源存量中开发出来的有利于农民生计的资源流及环境服务。具体包括，土地和产出、水和水产资源、树木和林产品、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环境服务。武陵山片区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