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管理思想.docVIP

《春秋繁露》 管理思想 　　《春秋繁露》是西汉儒者董仲舒的作品汇集。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反映在他应汉武帝之诏的贤良对策之中。他主张，西汉王朝应当放弃汉初以来的黄老之治，改弦易张，推行儒术，走出西周以后的社会动乱，弘扬王道。实现王道的基本方法是礼乐教化。他通过对《春秋公羊传》的阐释，突出大一统观念，以微言大义的方式，把阴阳五行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天人感应理论，以灾异儆戒作为判断尘世是非的标准，要求统治者顺应天意，真正做到不与民争利，移风易俗，重建社会伦理。他强调历史的进程是三统更替循环，孔子作《春秋》是为汉代立法，论证了孔子的改制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太学培养人才，改变选官制度，由此形成了他的政治儒学体系。董仲舒认为，人性只有经过教化才能为善，而教化由王者通过国家组织进行，其行为应当根据天意展开。《春秋繁露》的管理思想，是在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对儒学治国理念的新解释。后世的人性学说、谶纬学说、德主刑辅观点，都从董仲舒这里延伸。在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中，董仲舒的思想是由在野到在朝的转折标志，外王开始压倒内圣，直到宋代理学问世后才有了新的变动。 　　儒学从诞生起，就与政治紧密相关。但在孔孟的时代，儒学在野不在朝，即便偶尔得到执政者的青睐，儒者也会以非师即友的身段出场，往往是“谏者”而非“从者”。所以，直到战国晚期，没有几个统治者能够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儒学进入庙堂，号令朝野，是从西汉董仲舒开始的。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以研读《春秋》而闻名，在汉景帝时出任博士。经过秦代焚书之后，儒家经典的传承主要依靠老学究们的记忆背诵和私相传授，由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家法”。汉初儒家经典传播中的文本差异，往往同记忆误差和方言误差、门户不同和人员不同、口传经典和出土经典的版本区别相关。《春秋》一书的传播，在西汉前期逐渐形成了两大系列，即《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在西汉晚期才被列入经学）。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公羊学来自孔门高足子夏，子夏传给齐人公羊高。到西汉??，由公羊高的后人传给胡母（毋）生，到胡母生时才写成文字。汉景帝时，专门研习《公羊传》的董仲舒以学问出众而与胡母生同列博士。相传董仲舒治学勤奋，心无旁骛，有“三年不窥园”之说。“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 · 董仲舒传》，下同）但他的真正出名，是从应汉武帝诏对“天人三策”开始的。 　　汉武帝即位以后，三次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由皇帝提出问题，请贤良文学对答，由此开创了古代的对策考试制度。董仲舒所应的是哪次对策，司马迁和班固记载不一，由此使董仲舒的对策年份成为史学界的一个争论问题。根据相关资料和策论内容（尤其是汉朝立国“七十馀岁”一语）来推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应对，很可能在元光元年（前133年），详考可参见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汉武帝的第一策，是从统治方略问起的。他说：自己作为皇帝，任大守重，夙夜不安，“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人人都说五帝三王之道和三代治理之美，然而西周以后五百年间，治道大坏，试图按照先王之法治理国家的人前仆后继，却无济于事。是后王违背了先王宗旨或者没有理解先王真谛？还是天命如此非人力所能扭转？如何能做到“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什么样的统治可以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对此，董仲舒的回答是恢复儒家主张的王道。 　　董仲舒的第一策，以《春秋》为据，“究天人之际”，以上天的谴告和劝勉为切入点，说明儒家王道的基本内涵。他认为，治理国家要有道，道的具体表现就是礼乐教化，“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治乱废兴在于己”。东周以来的动乱，问题出在统治者“废德教而任刑罚”上。“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董仲舒从人的性情出发，作为治理国家的逻辑起点。在命、性、情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作为具体的人，寿夭不一，仁鄙不一，源自不同的陶冶。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看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陶冶，而统治者就是陶冶工匠。“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所以，统治者是什么德性，老百姓也会是什么德性。“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王道立足于“正”，《春秋》的首义就是正。而王者要得其正，需验之于天。天有阴阳，阳为主而阴为辅。阳为德，阴为刑，王道的衰微，就因为“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恢复王道，要自上而下做起。但是，这种自上而下，不是所谓顶层设计，而是和风细雨的仁德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