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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编辑思想探析 　　[摘 要] 周振甫是一位为出版业特别是古典文学编辑出版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编辑，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所有出版业从业人员学习和追随的楷模。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周振甫卓越的编辑思想，即：校对型编辑、书橱型编辑、良友型编辑、学者型编辑、编辑型学者。 　　[关键词] 周振甫 编辑思想 学者型编辑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6-0101-03 　　[Abstract] Zhou Zhenfu is a great editor who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editing and publishing.All our publishing industry practitioners should study and follow him.This thesis is mainly on the analysis of Zhou Zhenfu’s great editing thought from five aspects as follows：proofreading-type editor，encyclopedic mind editor，editor like a good friend，scholar-type editor， editing-type scholar. 　　[Key words] Zhou Zhenfu Editing thought Scholar-type editor 　　1997年8月，周振甫荣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当主持人问到：“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他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诚哉斯言！从1932年考入上海的开明书店做校对的那天起，经过近七十年古典文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他成为一个“编辑出身的学者”，成为业界和学界敬仰和学习的楷模。虽然周振甫一直以普通编辑自居，但编辑出版业界和古典文学界对他的尊称却有很多种：“编辑兼学者”（叶圣陶、叶至善父子）、“编辑的楷模”（吴道弘）、“学者型编辑的代表”（徐俊）、“国内首屈一指的学者型编辑”（赵伯陶）、“编辑型学者”（俞晓群）、“著名的学者和编辑家”（程绍沛）、“编辑大家”（张世林），等等。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杨牧之称他既是一位“无人不敬重的编辑，又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总之，周振甫先生不仅是一名学者型编辑，更是一位编辑型学者。本文试图结合为人为文、做事做人，从校对型编辑、书橱型编辑、良友型编辑、学者型编辑、编辑型学者这五个方面来展开分析周振甫的编辑角色，全面地揭示这个中国大编辑的深邃、丰富的精神内涵。 　　1 校对型编辑 　　周振甫踏入出版界???第一份工作就是校对。1933年，他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凭着良好的古文功底，进入上海的开明书店，做了《辞通》这本大书的专职校对，成为他辉煌编辑生涯的良好起点。后又通过《二十五史补编》、吕思勉的《中国史》《先秦史》《秦汉史》、童书业的《春秋史》等一系列史学著作的校对工作，把他厚实的古文功底和丰富的出版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打下了十分扎实的校对基本功，奠定了长期的编辑和著述基础。 　　1947年，钱锺书的名著《谈艺录》交由开明书店出版。周振甫负责校对，不仅仔细校读，而且额外编定目录，为钱锺书所采用。钱锺书因此感慨“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正是有这样的因缘，多年以后，钱锺书才放心地把《管锥编》交到周振甫的手上[1]。 　　虽说每本书都有专职的校对人员，但有时校对人员会忽视一些很普通的错字，给图书及其作者、出版社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周振甫自己也都会亲自校对，有时还不止一遍。除了校对原稿，他还通读全文，通读时容易把普通的错字读出来。黄伊是钱锺书《围城》的责任编辑，曾经问他：“你认为做人什么最重要呢？”周振甫想了一想，回答说：“实事求是。”[2]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校对型编辑”，用他在中华书局的同事黄克的话说，就是“终成校对起家的资深编辑”。以校对起家做到大编辑，但并不轻视校对工作，这在古典文学出版领域尤为重要。 　　周振甫把校对做成了一种习惯，连别人送他的专著和出版社的样书也成了他“校对”的对象。据王昶的记忆，在某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一部30多万字的文章学专著中，“周先生对书中的差错一一做了认真的改正”。据周夫人的介绍，“这是周老的习惯，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周老总是抽出时间来通读，发现差错总是一本本改正。”[3]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成立时，周振甫问的不是别的，而是“校对力量怎么样？有几个校对人员？”[4] 　　有人认为，出版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