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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飞尼迪以色列创新启示 　　几千年来，犹太人历经磨难，但一直默默守护着自己的信仰。他们有两条最根本的价值观：一是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自足、自主和自由的；二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边界，构成这个边界的就是自尊。自尊又有双重意味：一是自我的存在要与众不同，这是个人生存的唯一价值；二是要尊重别人的首创。 　　英飞尼迪投资集团（Infinity Group，以下简称“英飞尼迪”）创始合伙人高哲铭（Amir Gal-Or）是一位有着明显犹太人风格的以色列投资精英。他坚信，“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他因势利导，将以色列的创新技术与中国的创业投资结合起来，并由此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色列的精神 　　高哲铭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高校教授。他出生在以色列，但尚在襁褓中就曾离开故土。两岁时，他被送入美国的一所民办犹太宗教幼儿园，不过一年后就回到了以色列。六年级时，他就读于一所以色列最好的私人学校，七年级重返美国，进入公共学校学习。高中时代，他再返以色列，选择在海法的Reali School攻读数理化学科。18岁时，高中毕业的高哲铭进入空军服役，开始了长达24年的飞行生涯。 　　尽管很早就接触到美国文化，但对高哲铭性格影响最大的还是以色列文化，其中，在部队里学到的人生经验尤其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以色列人的从军经历比他在其他事业上的成就都更为重要。以色列实行强制兵役制，每个人在18岁以后都要强制服役两到三年。以色列的军队制度鼓励士兵勇于质疑上级决策，提倡以能力而不是以位阶服人。因此，以色列的军队系统中高级军官很少，权力尽量下移，以便让士兵在前线有随机应变的决策能力。这是以色列军队一直秉持的精神。 　　军旅生涯结束后，高哲铭曾有过两次创业经历。服兵役经历让他产生了一种信念：“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使他可以坦然面对创业时的种种挑战。“我们每天面对种种问题，总要挖空心思想办法，然后拿出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他又补充道，“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是创业者和投资人的结合。” 　　在以色列，选择创业的人非常多。有数??显示，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1个在创业。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拥有同等人口水平下数量最多的知识产权。高哲铭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一点是由于以色列的自然资源匮乏。他说，以色列的企业几乎“不能买地产或者建立工厂而且以色列是一个孤立的市场，市场规模也不大，这些因素逼迫着人们动脑思考。”唯有创新，才能生存。 　　以色列以创业闻名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来自移民。移民给以色列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使这个国家成为一座文化的大熔炉，而移民本身特有的冒险精神又让他们更加具备创业气质，并成为以色列创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因之一。高哲铭介绍说：“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社会呈现一种混合文化，很难管理。7个在一起的犹太人可能会有8种不同意见。因此，虽然以色列人有很多好想法，但执行力相对较弱。而这种状况的优点在于，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许多新东西。在中国，人们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想法。” 　　虽然以色列每年新办创业公司的数量相当于欧洲各国新创企业的总和，但除了几家大公司能延续经营之外，大多数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卖给国外的大公司，而不是坚持继续做大规模。以色列人的想法非常实际：做任何事都要扬长避短。以色列是小国，资源有限，人口又少，要建构全球性的产销体系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经营方式就是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做好创新，而公司被海外大公司收购后实现全球化，同样也是一种成功。高哲铭曾创立过两家高科技公司，最后也都出售给了其他公司。“因为我不擅长实际的公司管理。”高哲铭坦言。 　　创新与激励 　　在西方国家，创新中的两个重要元素——理念和未来计划，都被视作公司的资产。而在中国，这些则被认定为风险较高的因素，并不能作为公司的自有资产，大多数人把专有技术看作是价值不确定的工具，尤其是当它还没有取得专利权的时候。“这是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在跟中国企业的每一次合作中，我们无一例外地都能感受到这一差异。”高哲铭说。 　　高哲铭发现，许多中国公司的经营理念都存在这样一种内生性矛盾：一方面，它们明白唯有创新才能支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建立；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某种社会文化的推动下，倾向于执行更划算的短期策略，以获得短期产出，或为上市谋取高估值。“在当前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下，大多数中国公司及其产品的日子都过得还不错。它们不愿意破坏现状，也不愿意冒风险去开发新的细分市场。折中方案是搞低成本创新——维持现在基本的产品和流程，改良并提升产值。”高哲铭说。 　　逆向创新、节约创新、渐进式创新都是低成本策略的同义词，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这种策略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