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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型塑农村平等性别文化可行性分析 　　摘 要：1949年以来，政府对农村性别文化的型塑，先后经历了“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和“吸纳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两个时期。当前，随着农村女性主体意识提高和国家发展战略人本转向，政府型塑农村性别文化目标和国家战略发展目标间，一种“相容而独立”的关系模式已经开始形成。正是这种新模式，使得政府对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型塑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 　　关键词：性别文化；农村；型塑；政府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24-03 　　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先进性别文化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反之，落后性别文化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一种桎梏。当前农村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制约着农村妇女的解放与发展，也在很多方面对男性形成了束缚与羁绊，并严重阻滞着和谐农村的建设进程。作为国家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与改造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是型塑性别文化的重要力量，其型塑目标的定位也往往与国家特定时期的整体发展战略关系密切。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构成了特定时期政府型塑性别文化的宏观背景，它无论是对性别文化型塑目标的定位，还是对这种目标的实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不同时期政府型塑农村性别文化目标和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做一纵向梳理，并从二者关系模式的视角论述当前政府型塑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可行性。 　　一、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如何取得政权合法性，如何恢复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和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社会主义大厦的难题。资源的匮乏、劳动力的短缺，使得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再一次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强调。1955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2] 为彻底解放妇女生产力，国家秉承共产党一贯倡导的男女平等思想，运用意识形态、政治动员、行政干预等手段做出了一系列努力。1950年的《婚姻法》改变了妇女在传统家庭中的无权地位，把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转变成在家庭中拥有独立地位的个人，并得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顺利参加劳动生产。《土地法》与《劳动保护条例》使农村妇女不仅与男子一样以个体身份获得土地分配权，也在劳动上实现了与男子的同工同酬，由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成创造者。《选举法》与《宪法》都明确规定农村妇女享有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通过鼓励参与政治生活，使之具有与男性同等的人格尊严。另外，国家还通过舆论环境的型塑，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动员，把“劳动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做得到”等构建为主流话语，为妇女解放、不平等性别文化的变革创造有利的话语空间。 　　在政府的倡导与鼓励下，妇女大规模地参加农田劳动。1950年时，在新解放区只占妇女劳动力的20%—40%；而到1957年，农村适龄妇女中则有70%参加进来。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潮下，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店等的相继出现，解决了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后顾之忧。1958—1959年，参加农田劳动的妇女达到了90%，年平均劳动日约250个，相当于男劳动力的3/4，而且在男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与兴修水利时，妇女不仅挑起了农业生产的大梁，且一部分如驾驶员、饲养员、保管员等非农岗位也由妇女充任，形成了农村妇女的第一次全面参与。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农村妇女的这种社会参与并非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令她们欢呼雀跃的所谓“解放”。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获得与提高虽然改变了传统的两性分工，使她们成为独立的劳动者，并具有独立的人格地位，但当时以体力与畜力为主的劳作方式决定了她们在经济活动中只能充当男劳动力的助手与配角，其劳动参与具有低层次（非技术性）与不完全参与（阶段性或季节性），且容易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出现回潮或“逆转”。在公共食堂解体后，农村妇女既要承担传统的家务劳动，又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负担格外沉重。在参加田间劳动时，农村妇女不仅没有得到“四期”保护，还以男性为标尺，挑战身体与心理承受的极限，虽出现了很多令人敬仰的“铁姑娘”，但她们的身心却受到了极大创伤。 　　上述表明，这一时期，在型塑农村性别文化、促动农村妇女参与农田劳动上，政府的出发点不是“型塑农村性别文化、参加劳动能为农村妇女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型塑农村性别文化、鼓励农村妇女参加劳动能带来什么好处”。政府的价值取向并非使农村妇女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自身的解放与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她们的劳动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中亦没能把男女平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