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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 　　摘要：当前，在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度调整之际，出席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看，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慢经济增速势在必行。同时，还针对经济周期的成因、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转型；政策选择；经济增长；城市化；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122—0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于2013年6月22—23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专家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这一主题，对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及经济增长前景、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周期成因以及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及政策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研究员认为，本轮经济回升的特点呈现弱回升的态势，也就是说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这是由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放松力度和空间有限的宏观调控政策、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尚未出现以及刹车易、启动难的市场波动等四方面因素导致。他认为，在弱回升的态势下，应通过抓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抓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扩大消费；采取适度放松的宏观调控政策等措施使经济进入适度回升的态势，使GDP增速维持在10%一7%之间而不是快速从10%回落到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郎丽华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而且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梯度特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较强。中国面临的转型困境是缺乏微观基础。微观主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它们的行为选择受到技术基础和制度的约束，这里的技术基础指一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制度条件指市场经济制度。她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然性，即2008年以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的压力及动力的增强都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外需向内需、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她提出，在微观基础不具备、经济转型内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通过构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实行梯度推进的经济转型。同时需要注意三大问题：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转型需要大量投资；不能人为压低经济增长方式，这有可能使现存的经济系统崩溃；不能急于求成，快速的全面转型有可能导致原有经济系统崩溃。 　　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从中长期看，虽然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但不能忽视城镇化和消费的拉动作用。提升消费需求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则是提升消费需求的必由之路。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又受制于发展模式的转换，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不仅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也使得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上难有作为，从而无法根本调整劳动收入分配过低的根本格局。因此，要改革收入分配，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发展方式转变改变利益结构，然后才有可能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 　　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分析了导致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因素：房地产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出口的萎缩和产能的过剩、大规模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以及土地、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系统风险扩大。他指出，在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背景下，中国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制度基础，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培育与制造业相耦合的现代服务业，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不断培育和形成国家产业的新优势；通过制度调整纠正资源错配；通过深化改革改变社会预期；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增长的潜在空间。 　　二、经济周期的成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研究员认为，需要对经济周期进行再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符合经济规律，而且对中国经济本身和全球经济都是一件好事。他提出：一是防止经济大起更为重要。二是深化改革、优化结构防止大落。三是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强农业发展是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的两个重点。四是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快发展服务业以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五是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六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从三方面对当代经济周期的成因和影响进行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周期的深刻影响；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对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达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失误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