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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成本因素、传导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提要： 本文以1996-2010年我国企业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成本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国际大宗商品和国际原油价格，利用动态面板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影响因素从传导机制、地区差异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性研究。其研究发现，1996-2010年间劳动力工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推动国内通胀的两大重要成本因素；其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主要通过企业生产要素价格推高我国通胀，但国际油价也会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推动国内通胀；另外对于成本因素的地区差异而言，中、西部地区通胀来自劳动力成本的压力较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压力相对较小；同时中部地区通胀能够有效地避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而东、西部地区通胀却遭受较为严重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 　　关键词：成本推动型通胀；传导机制；地区差异；系统GMM估计 　　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我国已经发生过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胀。第一次高通胀期（1985 ～1989年）——“价格闯关”所致的政策性通胀。[1]第二次严重的通胀（1993～1995年）——投资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双拉动型通胀。第三次严重的通胀（2007～2008年）——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推动。最近一次，也即2010～2011年严重的通胀，而关于其推动因素，至今也难见一致说法。尽管这几次通胀都发生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每次通胀所面临的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却不甚相同。尤其是近些年，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更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越来越大。其具体表现在，首先，我国住房、医疗、教育改革迫使居民生活成本出现持续性上升，长期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部分地区出现用工短缺，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福利改革举措的推进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我国劳动力成本出现快速上涨。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99年至2007年，扣除物价因素后我国劳动力实际工资增速为12.95%。事实上，从图1来看，1998-2010年间，我国城镇单位职工人均工资指数也都保持着二位数的增长率，由此看来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其次，近些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性上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节能减排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措施的实施，都使得企业面临着日趋增长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正面临着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化，国际输入型成本对我国通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其中，国际大宗商品及国际原油价格的快速上升对我国成本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近些年，特别是2006年超预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使得供给严重不足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持续走高，而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价格持续大幅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国内，从而导致我国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胀；另外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外能源和原油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高，从图2可以看出，特别是1998年后，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保持较快的上升趋势，2009年甚至超过了50%。显然，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对我国通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成本影响。 　　针对诸多内忧外患的成本压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因此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因此，针对通胀成本推动因素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67年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通胀理论的研究。200多年来，国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例如，Selden（1959）从交易方程式出发的研究，指出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上升需要通过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量等中间变量发生作用，同时通过相关的检验发现，1955-1957年成本因素对美国通胀的作用力十分有限。[2]Kalecki（1971）对成本和价格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垄断程度越高，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越小，成本对通胀的传导渠道越畅通。[3]Mishkin（1984）使用总供需模型对成本推动型通胀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成本冲击之所以导致通胀，是由于政府在面临成本冲击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Kojima等（2005）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中国的工资与通胀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1978-2004年间我国工资上涨可能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因素。[4] 　　而对于国内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金重仁（1987）对成本转嫁现象的研究。[5]赵昕东（1998）利用主成份方法分析了1978-1998年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对中国通胀的贡献率。[6]朱启贵（2011）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1992年以来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胀传递的特征，发现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货膨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