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性：当代中国美学方向探寻_论文.docxVIP

超越现代性：当代中国美学方向探寻 从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之后，中国美学逐渐变得冷清起来。与此相反，原本冷清的西方美学却变得热乎了许多。正如戴维·库柏（David Cooper）于上世纪90年代在《美学手册》（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的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25年前盛行分析时尚的西方，美学只不过是哲学领域中的灰姑娘。而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学是哲学类课程中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这个领域中每年都有大量的新著出版。库柏把这种现象称作美学复兴。[1] 为什么中国有美学热的时候西方美学会相对冷清，为什么西方美学不再冷清的时候中国却没有美学热？我不想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简单地处理这种现象。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课题，通过对它的研究，能够比较中肯地找出美学忽冷忽热的原因，进而为日渐冷清的中国美学指明复兴的方向。 一 让我首先介绍一种理论模式，即所谓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分模式，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回答本文所确立的问题。 梅勒(Hans-Goreg Moeller)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做出了比较清晰的区分。他用“代表性”作为他的整个方法的核心概念。梅勒说，“代表性”“这个概念首先表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描述一个符号学结构：如果能指是被理解为所指的某种‘代表’，并且仅仅被理解为某种‘代表’，我就称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代表性’的关系。许多以往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构想，我们都可以使用‘代表性’的结构加以解释。例如，某些语言哲学中词语与其所代表者的关系，西方形而上学中事物与观念、物自身与现象、自主创生者与依存者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人世间的分别，政治生活中选民与其代表者之间的关系，都包含了某种‘代表性’的设想。在此种关系中，代表者与所代表者之间被理解为一种既相互联系、又句某种实质性的区别的关系”。与这种“代表性”结构相对的是两种“非代表性”的结构：一种是“存有性”的结构，另一种是“标记性”的结构。前者也可以说是“前代表性”的，后者也可以说是“后代表性”的。“存有性的符号结构在于肯定能指与所指的同样真实性，就是说能指与所指合成事物的整体，正如形式与颜色合成绘画的整体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名关系或名实关系，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行关系，都体现了存有性的结构。……在此种结构中，你不能够说‘名’与‘实’之间只有‘代表’的关系，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名’不只是某种符号，它同时体现了事物之理。‘名’与‘实’同样的真实，它们都是存有的一部分。而标记性的结构中没有真正的存有领域，可以说，一切都在‘代表’的领域中。就是说，在存有性结构中，所指与能指都在存有的领域；在代表性结构中，所指在存有的领域，而能指在‘代表’的领域；而在标记性的结构中，只有‘代表’而没有所代表者，所代表者也只是某种‘标记’而已。”梅勒根据这个模式，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形态都可以归属于存有性的结构，而标记性的结构则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当代“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讨论中占主导地位。梅勒用一个图表直观地例示了这三种不同的结构关系：[2] 存有领域 标记领域 存有性结构 能指-所指 代表性结构 所指 能指 标记性结构 能指-所指 我个人认为，梅勒的这个模式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美学之间的区分。简单地说，所谓存有领域就是实在领域，标记领域就是虚拟领域。在前现代哲学的存有性结构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都属于实在领域，都具有现实存在的意义。在后现代哲学的标记性结构中，能指与所指都属于虚拟领域，都只有语言符号的意义。尽管这两种结构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能指与所指都属于同一个领域。而在现代性哲学的代表性结构中，能指与所指分别属于虚拟的标记领域和实在的存有领域，它们之间存在根本的类型上的差异。 只要我们做一点适当的语言转换，梅勒的这种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就可以用来很好地区分三种不同形态的美学。我们可以用艺术来代替能指和标记，用现实来代替所指和存有。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种这样的情形：在前现代美学中，艺术与现实同属于现实领域，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艺术能够对现实发生直接作用，甚至艺术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美学中，艺术与现实同属于艺术领域，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现实能够对艺术发生直接作用，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艺术的虚拟特性；在现代美学中，艺术属于艺术领域，现实属于现实领域，艺术获得了完全独立于现实的地位，艺术与现实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只能互相发生间接作用。 二 有了上述理论模式作为背景，我们就容易发现西方美学由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