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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理论生成与流变 　　内容摘要：企业公民理论的出现反映了企业自身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价值的历史演变，也是公众对企业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的伦理要求。它意味着企业以一种类自然人意义上的公民即拟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运行，更自觉的承担社会道德义务，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整体发展更积极的力量。企业公民理论根植于企业管理伦理实践之中，发端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并衍生出自身特有的理论意蕴，在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公众期待存在较大差距、政府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情况下，对其的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企业公民 生成 流变 　　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 CC，也译为公司公民）概念自20世纪末在西方企业实践中提出后，逐步衍生出自有的理论空间，如企业公民的伦理要求，企业公民的经济表现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好企业公民的行为表现与衡量标准等，基本形成了其特定的问题域和范畴。进入21世纪，我国大、中、小、微型企业蓬勃发展，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确立，公众对企业社会化表现的期待也日益增强。然而部分企业无意承担社会责任，无视公众安全，行贿受贿、代理失职、销售回扣、不安全产品、员工跳楼、破坏环境等事件时有发生，一次次刺激公众神经，挑战社会道德底线，进而造成舆论事件。人们开始思考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和价值何在？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好企业，企业及企业家是否应该流淌道德的血液？企业公民理论的传入恰逢此时，它打破了“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困局，各界对此积极关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纷纷展开活动，力图推动企业公民理论中国化。企业界也认识到一个好企业不能没有好伦理，成为好企业公民渐渐成为社会共识。企业公民理论从传入到吸收再创造，由于时间短、跨学科研究难度大，现有成果尚不完善。本文旨在追溯企业公民理论形成的实践根源和思想基础，理清发展脉络和流变趋势，进一步探索企业公民理论研究中国化进程的方向和需要突破的理论瓶颈，加快构建适应中国企业、社会发展的企业公民理论，这对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联通企业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要求及经济伦理学的完善意义重大。 　　企业公民诞生源自对企业管理伦理实践与理论的提升 　　最早在企业层面上较为完整的提出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公民，把成为好公民作为价值追求和伦理驱动管理目标实现的代表性企业是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Johnson）。1979年，该公司在“我们的信条”中说：“我们应做个好公民——支持好的事情和慈善事业，并且依法纳税。我们应促进社会进步和医疗与教育的改良。我们应爱护我们有权使用的财产，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这一信条反映了企业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企业从一个单纯的经济体向一个具有“公民”特征的主体参与社会发展，显示出企业浓烈的人本色彩和公民社会意识。随后一些先锋企业也提出了企业公民的理念，这些理念突出的提到了企业与社区的良好关系，如麦道公司提出公司的“各项事务应遵守公正和道德原则……，努力成为好的公司公民，鼓励员工为所在社区服务”。沃尔玛公司则将企业公民社会责任计划重点放在妇女经济自立、回馈社区、营养与健康、环境可持续发展、支持教育及救助灾区六个方面。概括起来讲，企业公民是指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享有经营谋利的权利，同时履行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责任的企业。企业公民理论的兴起还与政府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如1996年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召开的“企业公民会议”和随后设立的“企业公民总统奖”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对企业公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视可见一斑。198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爱泼斯坦在《企业伦理学刊》上发表《企业伦理、企业好公民和企业社会政策过程：美国的观点》的理论文章，预示着企业公民成为企业管理与伦理学领域一个新型研究方向。2001年，《企业公民》杂志创刊，成为一本专门致力于企业公民研究的期刊，专门从事企业公民研究的机构也从美国遍及全球。企业公民的出现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主要在于企业公民理论更进一步地密切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使企业能够在社会中准确的定位，积极融入社会整体进步，使企业应当具有的权利与理所承当的义务明晰化，避免企业与社会发展和公众期待对立。正如范﹒卢杰克认为，企业界之所以会启用企业公民这个新名词，是因为企业界从来就不是很喜欢企业管理伦理的一些用语，无论是“企业道德”还是“企业社会责任”，都暗含着企业缺乏“道德”或是反对“责任”。这些词常常被用来提醒企业应该甚至必须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相反“企业公民”对企业来说却有不同的含义。它让企业看到或是重新意识到企业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它们在社会中与其它公民相邻，企业与这些公民一起组成了社区。企业公民概念借助公民语境清晰的含义，对企业与社会关系重新定位，使之参照个人公民的表现符合社会要求。 　　企业公民理论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