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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视域下官员选拔制度研究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选择学派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作为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公共选择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很多是相同的，其方法论构成与经济学方法论基本是一致的，即：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理性人假设和把政治过程视为一个交换过程。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本质是确定由谁来掌握权力决定对利益的分配，基于利益关系的权力的生产与分配是干部选拔制度中的核心问题，一个优良的干部选拔制度就是利益博弈各方的最佳平衡。因此，可以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公权力；政治市场；成本—效益分析；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D0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4-0066-04 　　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选择学派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以丹尼斯·C·缪勒的定义最为经典并被广泛引用：“公共选择理论可以被界定为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可以把它简单地定义为应用经济学去研究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的主题与政治是一样的：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人行为、政党政治、官僚制，等等。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是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经济学类似，其基本假定是，人是自我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1]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在“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下，将政治看作是一个交易市场，将政治人看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运用统一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探索政治上的决策过程，以此为官僚体制下的效率低落、权力寻租、投票冷漠等现象提供一种解释。 　　经济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立论的前提。“公共选择理论的精髓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整个理论安身立命的“法宝”即是利用经济人假设这个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来重新分析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经济活动中一样，都是自利的、理性的，一切行为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直到遇到抑制为止。 　　政治市场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分析问题的逻辑框架。在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假设下，公共选择理论完全用经济市场分析政治活动。他们认为，政治过程是人们在自愿基础上的交易过程，政治活动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在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都互有收获。”[3]所不同的是，政治市场上交换的是规则、政策、法律等公共物品。而国家只不过是个人为了互利而进行等价交换的一个制度，政策制定者的一切活动都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他们在政治市场中的行为与在经济市场中的行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出了经济的收益之外，还包括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政治收益。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通过制度综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作出集体决策。 　　虽然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常被批评他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部分非经济动机行为。人的社会需求的多层次，决定了除追求利益最大化外，个人也可能因为理想、信念、归属感等非经济因素参与政治；而且，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和高度概括、抽象的经济人假设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丰富复杂的人的政治行为，难免缺少现实的根基，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难以自我证明。但人类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模型承认人在自然状态下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本性。理论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分析政府的公共选择行为，认为政府不是抽象的实体，不是全能的和仁慈的机构，不可能天生具有配置资源的帕累托最优，由此提出必须从人的自利本性出发，从人性最坏处着眼，对政府权力进行规范、限制。公共选择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西方20世纪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改革，而且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二、公共选择理论在官员选拔制度中的适用 　　官员的选拔任用涉及公权力的调整与分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选拔制度是否公平正义以及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历来为人所关注。甚至有学者提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它不仅是催生其他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而且直接危及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4]。公权力代表了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用人腐败即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资源，与谋取官职者之间进行的权钱交易，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利益。归根结底，腐败的根源基于人的自利本性。 　　我国现有的干部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