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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写意人物画一面旗帜 　　伉俪画家‘马振声朱理存中国画作品展’于12月22日至28日在荣宝斋东斋二楼画廊举办。本次展览共展出马振声和朱理存近年来创作的中国画精品80余幅，有表现当代现实生活及民族风情的人物画，也有涉猎山水、花鸟画的作品。马振声、朱理存两位老艺术家几十年来在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上一直努力探寻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广泛吸收多元的艺术营养，表现当代的生活和时代的美。 　　马振声是我怀有敬意的一位艺术家。在中国写意人物画领域，他以超常的笔墨和非凡的造型功力，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他的艺术家的立场和文化使命感，使得他把改变中国美术现状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始终坚持艺术创作的学术性和严肃性。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全身心地塑造和表现他作品中人物的内在精神，即使是历史题材，也在作深层次的挖掘，既重笔墨的意趣，又重形象的有血有肉，更重意境的营造，将水墨的写意同现实主义的写实在形式上作了成功的接合，使他笔下的人物被刻画得真实、深刻、感人，耐人寻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画坛迅猛、激烈的变革，马振声不是新思潮的弄潮儿，也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主义者。他性格中固有的执著和理性，驱使他冷静、审慎地思考和处理当代闹得沸沸扬扬的传统与革新的矛盾和中西之争之类话题。他是“文革”前中央美术学院蒋兆和先生唯一的研究生，毕业于1966年，专攻水墨人物画的研究。他的那幅在中央美院读本科时的毕业创作《天下大事》，以其“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造型的生动性和笔墨语言的创造性”所造成的影响，让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他没有偏离其恩师创立的写实原则之路，也没有将蒋兆和曾经是作为思想内容本身的笔墨形式变成了对真人写生的一种技法程式，而是自自然然地把形式手段同他想要表现的主题内容天然地融合在一起，水墨语言成为精神内容的直接载体。他保持了蒋兆和作品的最大优点――整体和单纯，保持了蒋兆和水墨的那种厚重、朴实和端庄的气度。 　　经历过“文革”的一场浩劫，经历过“八五”新潮，一直工作生活在四川的马振声一直??有停止过他在水墨人物画上的追求。他再度审视他的师辈们留下的课题――写意与写实的冲突、造型与笔墨的矛盾，从历史人物和乡土风情两大类题材中进行艰苦的摸索和实验。 　　马振声转向历史人物的动机之一，在于历史人物的宽袍大袖便于发挥笔墨的表现力，便于研究传统人物画中的笔墨三味。他时而倾向于写实，时而倾向于写意，以探求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奥妙，寻找造型与笔墨最契合的突破点。倾向写意的作品以描绘张旭的《醉酒狂书》（1987?水墨）较为典型；倾向写实的作品以第六届全国美展获银奖作品《爱国诗人陆游》（1982?水墨）较为突出。向精微写实和疏放用笔两极精进，是马振声对蒋兆和先生创立的艺术体系的延伸和拓展。尤其在表现乡土风情现实题材的另一类作品中更为显见。他没有展现出现代派那种令人瞠目的新奇，也没有恪守传统绘画中四平八稳的成规定法，而是一方面像他的老师一样注重描绘生活中平凡的人物，赋予笔下形象以真实的人性，体现了艺术家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怀。另一方面，他用了朴素、浓郁而含有充沛感情的笔墨语言塑造形象，以丰富的用线和丰富的皴染相间的水墨淋漓样式建立起通俗、纯情、幸福和牧歌式的人物画面貌。马振声开始自由地实现自己偏爱乡土风情的禀赋，其中典型的作品是加拿大人收藏的《逢场》（1982?水墨）。虽然，他依旧在应用蒋兆和创立的线、皴结合的技法，同样也在结构上寻找明暗，然而，情景已大不相同了。马振声的水墨人物画已呈现出扩展与深入的趋势。说扩展，指的是他水墨人物画主题、题材、风格更加多样，说深入，则是指他在水墨人物画中寄注了自己的艺术观念与笔墨个性，折射出作为一位当代水墨人物画家艺术观念的转型态势。例如，线的交构形式、运笔方法和依顺体面的敷墨、敷色技巧，改进了笔墨整体关系上的不统一，并使之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程序。这种以写实为目的，却又能体现笔墨韵趣的中国人物画，是马振声在水墨人物画发展中的重大成就。 　　人们普遍感受到，发挥写意精神，水墨人物大大难于水墨山水。明代徐沁指出：“能以笔墨开拓胸次而与造物争奇者，莫如山水……非若体貌他物，殚心毕智以求形似，规规于游方之内也。”他又说：“若夫造物之妙，形模为先，气韵精神，各极其变，如‘颊上三笔’、‘传神阿堵’，岂非酷求形似哉？”确如徐沁所见，画人物而不求形似，则对象个性全无，谈何传神；求肖似又势必影响笔墨的随心流淌，又怎么能表现写意精神，实现创作自由？以此之故，写意的笔墨与精确的造型变成了不易两全的难题。马振声的师辈蒋兆和一代曾在这方面作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写实主义，具有开宗立派之意义。这一派大率以素描为造型基础，以笔墨为表现手段，使笔墨为严谨的造型服务，务求惟妙惟肖，人物个性得到突出，复兴了“以形写神”的传统，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