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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作权法律保护与时代欲求 　　摘 要：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深刻的利益变革和社会转型。著作权的法制化进程不断提高中国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水平。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各方的利益交错，中国著作权的法益平衡同样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著作权；法律保护；国内法；国际法；法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303-02 　　一、著作权的国内法保护 　　著作权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人格利益以及支配该作品并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总和[1]。它是一国公民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动的具体体现。通常而言，著作权的法律保护首先需要本国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可以说，著作权的国内法保护对于一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宪政保障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它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其集中规定了一国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国家机构的设置、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宪政是宪法得到贯彻实施和完满实现的状态，它以约束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为手段，以人权保障和公平正义作为其价值追求。 　　中国《宪法》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是中国对公民智力成果的尊重与承诺，同时也为中国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著作权的宪政保障在一国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明确著作权的宪法地位。对于一国公民而言，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是人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将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以“基本权利”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正式为公民从事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提供了宪法依据，并且为著作权的立法与实施提供的宪法准绳。① 第二，贯彻著作权的宪政保护。著作权首先需要在“母法”上予以宣告、确认，同时又需要进一步地通过“子法”予以贯彻、实施。当前，著作权的宪政保障包括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司法救济等基础形式，从而使著作权保护的宪政精神与宪法规定转化成著作权的具体保护与实现。 　　（二）立法保护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著作权法律体系也已基本形成。同时，我们仍要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律体系，依法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管理[2]。如果说著作权的宪政保障可以视为著作权的宏观、抽象的法律保护，那么著作权的微观、具体的法律保护首先应当表现为著作权的立法保护，其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著作权的实体法保护。其一，著作权的主体、客体与内容。著作权的实体法保护首先需要在实体上确立一个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即将著作权的归属、作品的范围以及权利的种类和内容予以规范化、制度化；其二，著作权的取得、行使与丧失。著作权的实体法保护需要明确著作权的取得、行使与丧失的情形与表现。同时，为了协调知识创作和文化传播，建立著作权的保护与限制的法律标尺。第二，著作权的程序法保护。其一，著作权的行政程序保护。由于著作权的保护涉及一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对版权公务进行组织与管理；其二，著作权的司法程序保护。著作权的保护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对著作权纠纷等相关案件作出客观公正的司法决断。总而言之，一国程序法对于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应当提供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上的制度标准，尤其针对行政机关的职务监督而言。 　　（三）行政保护 　　第一，著作权立法的全面贯彻。其一，通过建立实施细则，增强著作权立法的可操作性；其二，制定管理和监查措施，全面、深入贯彻著作权立法。总而言之，只有行政机关能够认真执行著作权的立法规定。著作权才能够由“应有”转为“实有”。第二，政府职能的有效界定。政府对于版权保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在积极执行著作权立法、组织监管相关社会组织的准入和运行、严厉打击著作侵权的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行政处罚49 416起侵权盗版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 653件，取缔违法经营单位128 493家，查获地下窝点3 507个，收缴各类盗版品3.17亿册（张），有效震慑了侵权盗版分子[3]。 　　（四）司法救济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是分阶段的，即著作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保护。其中，著作权的司法救济便属于著作权的事后保护的范畴，即当著作权受到侵害或妨碍时，司法救济应为著作权的保护提供最后一道防线。中国法院不仅通过审判实践，强化著作权保护的司法路径。同时，通过积累大量著作权案件的审判经验，中国法院还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和案例汇编以供司法指导。它的意义在于：第一，提供周延、权威的权利救济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