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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表达农民集体行动 　　[摘要]在对学术界近年来有关抗争性政治的研究成果述评的基础上，本文以闽西北J县的林权纠纷为例，认为当前底层农民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动员结构和组织结构是基于利益表达的 “自发性”、和“去政治化”和“弱组织化”的“碎片化抗争”。文章认为，农民分散化、碎片化的利益表达往往达不到或不完全达到其利益诉求，而对农民的抗争性行动处理不当将会导致极端群体性抗争事件。如何吸纳底层农民的政治参与，正确对待其合理诉求，探究社会稳定中的农民利益维护机制，使问题的解决向体制内、可控性和组织化的对话渠道方向倾斜，从而破解“维权”和“维稳”困局，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抗争政治；利益表达；林权纠纷；碎片化抗争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8-0112-05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受益期”向“利益调整期” 加速转型，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频发，社会运行的不确定因素日渐增多。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长，具有不同诉求的利益群体正在形成，已然成为当今利益博弈社会的一个显性特征。社会抗争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底层抗争行为呈现出什么特点？如何对其进行解释？这些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美国学者麦克亚当（McAdam） 、塔罗（Tarrow）、蒂利（Tilly）在2001年首次提出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试图用抗争政治代替以往以“社会运动”的概括。因为“抗争政治”是“诉求者和他们的诉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者被要求的对象，或是站在诉求者一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诉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1]，主张把国家或政府带入分析的中心。抗争政治概念的提出在学界作为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渐受关注，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应星认为，抗争政治内涵“有节制的抗争”、“逾越界限的抗争”两个亚范畴，整合了制度化抗争和非制度化抗争两方面，即在社会分层结构体系中，上层强势群体出现寡头化趋势，而底层弱势群体则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试图在现有框架基础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维护自身权益。从本质上来看，抗争政治是底层弱势群体不甘自身利益被剥夺而反抗社会强权压制的正常反应。于建嵘也指出，“抗争政治”是一种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的框架，并构成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2] 　　在对抗争政治形成基本共识基础上，国内研究者们进一步拓展了基层维权抗争的视角，基于特定经验而提炼出一系列抗争性政治的解释框架。李连江和欧博文1997年提出“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概念，即“以政策为依据”（policy-based resistance）的抗争，“是发生在被认可渠道的边缘，运用在权者的承诺与言辞来限制在权者的行为；它取决于国家内部的分化，并且依赖于通过动员获得更大公众的支持” [3]，强调包括农民在内的抗争者在抗争运动中使用抗争策略时，注重限定在特定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范围内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即“踩线不越线”，这在内容和形式上兼具有政治参与和政治抵抗的特点。于建嵘在2003年提出“以法抗争”[4]这一农民维权活动的新的解释框架，即“以法律为武器”，强调农民的带有政治组织性的抗争性维权。他认为，农民的抗争行动从时间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1992年以前的中国农民抗争形式归结为斯科特等人提出的“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即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来表达不满[5]；从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反抗形式则可归结为“依法抗争”，而到1998年后已近进入到了“以法抗争”阶段。于建嵘认为，“以法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6]此外，学者们构建了一系列关于底层维权抗争的解释性框架，如于建嵘的工人 “以理维权”、董海军的“依势博弈”及“依弱者身份抗争”的解释框架、徐昕的“以死抗争”、应星的“气”或“气场”解释、王洪伟的“以身抗争”、石发勇的“依关系网络抗争”、王金红的“悲情抗争”等。总之，关于抗争政治的研究题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