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社会管理从“双传统”到“双新型”动态关系演进.docVIP

城镇化与社会管理从“双传统”到“双新型”动态关系演进 　　[摘要]城镇化与社会管理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核心议题。在构建城镇化与社会管理动态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以物为本”传统城镇化所带来的系统性社会风险，以及与以“不出事”为逻辑、碎片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管理相结合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叠加共振效应，可以看出“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与“服务导向”的新型社会管理是对立统一体之间的相互包含、相互渗透、互为背景、互为动力、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在关键环节和阶段与新型社会管理无缝隙对接是城镇化战略的实现路径。城镇化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社会管理应突出重点、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扩展两者的价值契合点和互动交集，实现功能动态匹配和双螺旋式同步完善。 　　[关键词]城镇化；社会管理；社会风险；动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2-0064-07 　　城镇化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引领加速中国全面改革和转型的总抓手，也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加速推进，原先的农民变为市民，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分配方式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镇化推进中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骤增。社会管理能否及时化解城镇化进程中相伴而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几乎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因此，研究城镇化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成为当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城镇化与社会管理动态关系模型 　　城镇化可以划分为“以物为本”传统城镇化和“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社会管理可以划分为“管控导向”的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导向”的新型社会管理。城镇化和社会管理在“传统”和“新型”两个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价值导向、发展路径和总体效果。当不同类型的城镇化和社会管理相结合时，对于总体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不同的影响，详见图1。 　　传统城镇化与传统社会管理的结合，非但无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断裂，使得原本???在的社会风险叠加共振，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传统城镇化与新型社会管理的结合，虽然可以通过不断提升的社会管理服务质量来化解传统城镇化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由于城镇化问题的尖锐性、复杂性和多重反复性，使得社会管理成本上升，最终降低了社会管理服务质量；新型城镇化与传统社会管理的结合，虽然可以通过不断提升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来增强公众福祉和幸福感，但是由于社会管理在体制机制上改革的滞后性，使“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大大被延缓，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最终将伤害城镇化引领的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与新型社会管理的结合，才真正实现了两者价值和功能的动态平衡和有机融合，极大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国当前正处于从传统城镇化、传统社会管理向新型城镇化、新型社会管理转型过渡阶段，不同的关系组合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 　　二、互动的失效：传统城镇化与传统社会管理的功能异化（一）传统城镇化带来系统性社会风险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进入了短期内的突发式快速扩张和加速发展期。由于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经济社会、体制机制等多方面、深层次的主客观原因，我们对城镇化发展规律、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认识不足，走了一条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的传统城镇化道路。传统城镇化的最大特点是“以物为本”，是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在以物为本发展理念的主导下，传统城镇化重速度轻质量、重规模轻服务、重单兵突进轻统筹发展、重资源利用轻环境保护、重政府主导轻市场推动，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城镇化“陷阱”：半城镇化、运动式城镇化、土地和房地产城镇化、有城无市城镇化、千城一面城镇化、非市场化城镇化、黑色城镇化和非均衡城镇化等。 　　“半城镇化”是对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不完全转变的状态描述[1]。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无法享受本地一系列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市民待遇”，处于“融不入城市、回不去农村”的尴尬境地。传统城镇化完成了人的地域、职业转换，但无法完成人的身份转换，最终导致人口的无序性流动、城乡二元分割和对立。“运动式城镇化”是对城镇化发展中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轻长期等问题的综合描述。运动式城镇化缺乏顶层设计和有序推进，导致城镇盲目建设大马路、大广场、标志性建筑等“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加剧了人口、土地、资源和环境的矛盾[2]。“土地和房地产城镇化”是对土地财政和高房价的概括。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而高地价和高房价的互为因果关系，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征地动机，甚至违背农民意愿“迁村并点”、“上楼腾地”，引发了大量群体性维权抗争和社会“综合并发症”。“有城无市城镇化”意味着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