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二元社区”边界冲突与秩序整合.docVIP

城郊“二元社区”边界冲突与秩序整合 　　导读：社会流动加快后的发达地区的农村面临了本地劳动力流出和外来劳动力流入的双向运动，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为外来人口的进入提供了可能，此后的社区内部关系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的重构。以沪郊南村为个案对这一现象进行经验性考察后可以发现：利益一体化的调整、政治参与的激发、公共空间的建构，是目前对城郊“二元社区”秩序整合的有效策略。 　　引言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及其他二三产业工作，以上海为例，这一人群数量达19.74万，占外来常住人口的2.2%；与此同时，发达地区城郊的青壮年劳动力逐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谋求职业和生活，村落这一本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社区，经历了劳动力流入与流出的双向运动。如果以社区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那么传统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部分已实现重构，展现给读者的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共同居住的空间形态，在社会交往上，两个群体或者隔离，或者冲突，对当地社会的治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两个群体交往行为的考验。外来人口进入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强化了村庄在传统意义上作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功能。隔离？融合？本应封闭的农村由此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事实上，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谋生后，对住址的选择及其实际居住情况往往有章可循，有理可依，而他们所住之处又与他们的生产或工作场所紧密相连，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二元社区”的不同类型。所谓“二元社区”，即是在同一个社区中，由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两者在认同与互动上存在嫌隙，即在社区中形成两个不同系统的状态。其中，从城市商品房的群租、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农民房子的租借等几种形式最为主要。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以及深圳的“平江村”的产生，又如珠三角一带的珠江村、南景村、石牌村、增埗村和凤凰村等城中村的运行，再如中国东部和南部的“超级村庄”等。这几种类型村庄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阔的中间过渡地带。土客间或者建立了某种“利益一体化”关系，或者处于“两个社区的叠加”状态，也就是“两张皮”的关系。在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村，我们还见到了外来农民搭棚居住，与本地农民的楼房相形见绌的别样场景。城郊本地农民逐步脱离农业生产，村庄集生产和生活单位于一体的功能正在丧失，外来农民的加入则弥补了这一空白，他们租种某村的土地，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临地而居，依着血缘、地缘及业缘重新建构其人际关系网络，抱团取暖。 　　笔者所选取的个案南村位于上海西南方向，浦江上游，处于三区交界之处，村庄历史悠久，由6个自然村组成，区域面积4.9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242亩，粮田面积2735亩，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其所在行政区的农业规划处在上海市前列，外来人口和农村社区通过土地这一稀缺要素相连，通过都市现代农业的支撑相关，在其内部，有本地种粮大户与外来菜农、葡萄农等的介入，是进行问题研究的理想场所。笔者就该个案对外来人口与城郊农村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借用“二元社区”的相关概念在本文中对这种状态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沪郊农村“二元社区”管窥 　　（一）外部条件 　　1.人口结构转型与农业继承人危机 　　以处在发达地区市郊的南村为个案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外来人口的进入同本地农业继承人危机的产生息息相关。本地农业的发展遇到了诸如农业技术的传承、主要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业辅助劳动力的老龄化及稀缺化等问题。据统计，2011年，外省市流入南村所在新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达170人，而新镇本镇的全职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为606人，比例为3.6：1。南村2952人中，劳动力人口数为1670人，享受养老金人数为1104人。在主要农业劳动力方面，南村22位种粮大户年龄大多在40～60岁之间，仅有2人小于40岁；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如农机服务方面，村里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手共7人，除了一人今年38岁外，其余6人年龄普遍在55岁以上；在农业辅助劳动力方面，南村目前在村有外出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绝大部分人属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非农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程度加剧、农民身份转型等村庄人口结构转型造成了农业继承人的危机，体现在技术、服务、劳动力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政府提高农村居民城镇化水平的制度安排又使得农业继承人问题更加凸显。 　　郑卫东（2010）通过对南村所在行政区农村发展的各项数据整理分析后发现，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居民家庭收入的主体；农保、镇保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增长最快的构成部分，他用农民户口转性、保障转型和就业转岗来形容农村和农民性质在政府主导之下发生的变化。事实上，一方面作为“终结的农民”未完全转为市民，另一方面却是本地农业继承人的匮乏，这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