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现代重构——《野草》与《烛虚》比拟研究.pdf

IIIIII l UlI I II UllI I III Y2550059 摘要 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从技术体系到价值体系的总体性现 代转型最根柢地表现为民族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现代重构。这种生命重 造旨在摆脱中国社会历史第一次大变动之后延续两千多年的民族生 存惯性，以全新的人格样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争得“人”的价格。特 殊的历史、时代、文化境遇将这一生命重造的使命过多地交由文学与 文学家担承，于此鲁迅与沈从文凸显出独特的标志性，这种标志性集 中见之于《野草》与《烛虚》。本文研究宏观思维格局的确立所依据 的正是这种实际历史情形。相应地，将由中国现代历史而及中国现代 文化思想史再及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后定格于鲁迅与沈从文这一由大 到小的过程倒过来，本文便获得了符合特殊历史情势的由小到大的具 体研究步骤，即：由《野草》与《烛虚》而及鲁迅与沈从文重造生命 的标志性再及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民族生命本体形而上重构 所达到的高度，以此探寻民族生命朝向现代生存的形而上终极向度。 依据这种总体性历史情势与思维格局，本文分七个部分展开具体研 究。 第一部分为“引论”，重在概论本文研究围绕“民族生命本体的 形而上现代重构”这一基点与主旨的宏观格局与具体步骤。主要回顾 了晚清以来“中华民族新生”这一历史主题与主线，以及在这一历史 逻辑延伸中我们在现代社会实体重构与现代人的本体重构上的偏失， 进而揭示出人的本体重构之于社会实体重构乃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 根柢性意义。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民族生命本体重构的独特担 当，于此鲁迅与沈从文凸显出对立而又统一、殊途而又同归的标志性 存在，进而确立了本文研究的核心任务，即：二人所共构的精神文化 结构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使民族生命本体形而上现代重构在 一个新的起点发生、发展的，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又为民族生命本体 形而上现代重构向着未来标示出了怎样的终极向度与高度。最后确立 了以凌宇先生关于《野草》与《烛虚》的论断为本文研究的“逻辑出 发点”。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的标志性，即二者之于鲁 迅、沈从文乃至民族生命本体形而上现代重构的独特存在。本文认为 《野草》与《烛虚》集中再现出二人在民族生存历史转折处所展开的 “自救”与“他救”。这种“自救”与“他救呈示出“我”作为民 族现代生存的践履亲证者与“人”作为民族传统生存的沿袭者的最本 质身份，这一方面凸显出“我”的存在即是“人”的拯救，另一方面 凸显出“我”与“人’’的尖锐化生存对立，而这种尖锐化生存对立呈 示出民族现代生存“无”与“有”合体、“无”中生“有的开端状 态。二人共构的伟大乌托邦正深植于“我”与“人”的尖锐化生存对 立两极而诞生。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中的“我”，即民族现代 生存之“有一极。鲁迅与沈从文以“作家’的头衔在世生存体 现了创立、传播与践履新的价值体系三个层面的集中统一。作为二人 最本己出场的《野草》与《烛虚》之“我”，其在世生存便是对自己 所立人格样态的践履亲证，其实质是将自身“立之为极”以使“俾众 瞻观”，“人亦庶乎免沦灭”。“五四”正是这样的两个“我”实体化的 历史关键点。二人朝向现代生存的践履亲证即是“我作为民族现代 生存之“有”的存在确证，其间深蕴着“我”的精神超越与慰藉。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中的“人”，即民族现代 生存之“无’’一极。从以“我”“立之为极”的“真的人”出发，透 视民族生命的非人性病灶本身就是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的现实发 生。《野草》与《烛虚》以真切的生命感展示出这种社会人与非人对 立的内在景观，具体化为“我”作为“独异个体”之于“庸众”(鲁 迅所直面的民众)、“多数人”(沈从文所直面的“上等人’’)的生存突 围。“奴才”与“阉寺性的人”、“看客”与“莫名其妙的人”、“聪明 人”与“知识阶级”凸显出民族生命衰萎的根性与民族生命本体的缺 失，共构出一面更为完整的民族生命反思自我的镜子，呈示出民族生 命本体现代重构的鲜明针对性。 第五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的生命哲学，即在“我” 与“人”的两极观照中呈示出人之为人的应对。在独特把握社会与人 这一辩证统一体两面的基础上，内应中华民族新生这一中国社会历史 第二次大变动的主